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市场交易的扩大,市场主体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引发了大量信用问题,为了防范信用风险、减少交易成本,信用服务机构应运而生。信用服务的本质在于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进而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发展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势必涉及对信息的采集与使用。公共信用信息作为最具经济价值的信息之一,具有公共性的同时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是社会信用服务机构积极争取的对象。在信息价值日益凸显、信用有价的共识逐渐达成的今天,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公共信用信息采集的能力已成为其赖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目前,我国形成了以《征信业管理条例》为核心,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为补充的社会信用法律体系,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使得既有的法律规范难以适应。对信用服务的强烈需求与法律制度的不匹配造成了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在公共信用信息采集过程中非法采集、过度采集等问题频繁发生。因此,本文拟从法律规范出发,立足于大数据应用下的信息采集实践,结合我国国情与域外成熟的信用立法经验,以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公共信用信息采集行为作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为当前法律规制的不足之处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对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公共信用信息采集的相关概念与现状进行梳理,以此为基础总结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公共信用信息采集行为的特征,并对采集过程中涉及的各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展开分析,为下文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部分在梳理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公共信用信息采集法律体系现状的基础上,结合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社会信用服务机构的服务协议,进一步归纳出采集过程中法律规制的不足之处,主要包括法律位阶过低且缺乏配套法规、采集范围超过必要限度且由机构自主决定、采集过程中知情同意机制适用存在局限且缺乏操作依据以及监管主体单一等问题。第三部分选取美国与欧盟的信用立法为样本,从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出发,以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信用服务机构行为规制为视角展开讨论,进而总结各自法律体系的主要特点,从其中汲取有益经验。第四部分在结合我国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公共信用信息采集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对法律规制的不足之处针对性地提出诸如对《征信法》专项立法、完善配套法规、明确公共信息采集原则与细化采集目录、引入合法利益豁免机制、完善同意机制的适用、丰富政府监管主体与引入行业协会等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