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企业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优势引发众多学者关注,社会企业成长也成为重点关注对象。我国社会企业初创时期面临内部资源缺陷和外部“新进入缺陷”的双重成长困境,构建社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联盟、获取组织合法性有利于解决资源危机和“新进入缺陷”。但目前研究只关注到联盟网络、组织合法性对企业成长的积极作用,仍未深入剖析社会企业作为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整体,为实现高成长绩效应当具备什么特征的联盟网络和哪些类型的组织合法性。此外,现有定量研究假设联盟网络、组织合法性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忽略了其相互依赖、协同作用的实际情况。案例研究因结论推广度不足而存在局限性。因此,本研究采用整合了定性和定量研究优势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联盟网络、组织合法性层面不同条件协同驱动对初创社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就极具价值和意义。本研究为解决初创社会企业资源缺陷、“新进入缺陷”的成长困境,基于组态思维,选取不同行业、地区的215家初创社会企业,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在数据分析中采用fs QCA3.0软件针对联盟网络、组织合法性2个层面的5个条件所构成的条件组态如何影响初创期社会企业成长展开探索,以便寻找提高成长绩效的多条可行路径,为不同的初创社会企业提供参考。研究结论显示,第一,初创社会企业高成长绩效不存在必要条件。第二,初创社会企业存在3条高成长绩效路径和2条非高成长绩效路径。第三,阻碍初创社会企业成长的路径和促进初创社会企业成长的路径具有非对称性的特征,即导致初创社会企业高成长绩效的反面的因素组合不会导致初创社会企业的低成长绩效。本文研究结论扩展了研究初创社会企业成长的联盟网络和合法性新视角。探讨了初创社会企业成长路径的多样性,初创社会企业成长的驱动机制是非对称性的,不能根据高成长绩效的路径反推理出低成长绩效的结论,拓展了QCA方法在组织管理领域的运用,具有一定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