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是古典经学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其丰富的内涵引起历代学者深入的探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制度的构建。汉、宋儒者分别从文献考证和经世致用两方面奠定了礼学的基础，成为後代学者最主要的思想资源。清代作为“汉学”复兴的时期，侧重从文献考证层面阐发礼学的内涵。但考据学相似的技术手段背後，隐含著不同学者复杂多变的逻辑设计和思想背景，反映了清代礼学考证方法的成就和局限，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对象。本文首先追溯清代礼学的思想和技卫渊源，探讨作为汉学结晶的郑玄礼学和宋儒开创的“通礼”礼书传统。其中尤以郑玄的学术范式横亙古今，成为清儒礼学的典范。对郑、王礼制之争，敖、郑《仪礼》异解，乾嘉学者多左袒郑玄，崇尚其严辨经文、论理严密的方法。但郑学自有其时代背景，《三礼注》体系之精致宏伟乃郑玄心中“周礼”理想的写照，终非清儒所标榜“实事求是”之学。清儒服膺郑学，但於理论探讨外更求历史真实，此思想和技术的裂变成为後期考据学堕入门户之争、无关大义的最大原因。但郑学宏通，在於涵泳经文、发凡起例，清儒承此范式，更秉无徵不信之教，故於文本考据贡献极大。学者推比经注、发明通例，以例释礼，多见博通审慎；再辅以训诂小学，古礼、古制一一如在目前，清学於此大放异彩。礼学之盛，辉映群经，渐有礼学化之经典诠释。《易》《诗》《三传》《论语》等，清儒皆欲绾合以礼制，以恢复宗周礼乐之图景，此清学所以斑斓壮阔；惟其脱离现实基础，议论多陷牵合比附，则又流於拘泥迂腐。我们认为，清儒礼学考证实欲藉考古之法以求复古之道。惟古制茫昧，不可复生，故清儒推比经注，复原以礼图。礼图将古礼仪节呈现於一平面，是礼学考证的立体化展示，其间揖让周旋，蕴含礼之深意。清儒以礼例为沟通仪制、礼意的桥梁。排比经文，可得仪制大略，再既类似仪制互证，即可得礼之通例，最後以通例上求礼意；相反，礼意可以约束礼例的发生原则，彰显经文隐微之义。但清儒对礼图的设计，与考古学毕竟不同，因此也带有很大的臆测成份。就方法论而言，旧经学远不同於今日风行的科学研究，经学文献的“芜杂”与“伟大”并存，清儒缺乏基本的历史观念，“以经解经”非出附会，即更显抵悟，皆难免歧路亡羊。经学理论越严密精致，现实中越拆碎不成片段。乾嘉以降，段玉裁、黄以周等建构经学观念体系的学者，逐渐被考证古制的金鶚、孙诒让所替代，礼学家开始蜕变成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这是经学内在的演化，也是时运变迁、礼教沦亡後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