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十三个缺水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为此,我国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口号,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水危机依然严峻。笔者挖掘其深层次原因,认为节水型社会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水权制度则是重中之重。而我国长期以来以工程建设为中心以及以计划经济思路为主导的自然资源配置模式,使得我国水权制度建设并未发挥其对节水型社会建设所应有的制度功效,节水型社会建设缺乏制度根基的支持。为此,本文借鉴张掖农业水权制度建设的样本模式,以民事权利为理论基点,探讨在我国如何构建私法意义下的农业水权制度,旨在实现自上而下的被动节水向自下而上的主动节水的诱因转化,为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寻找到制度上的突破口。本文除去引言和结语,正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对比分析了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制度理论困境,提出水权制度建设是节水型社会建设之理论根基;第二部分阐述我国目前水权制度建设的现状及困境分析;第三部分通过实证考察,对张掖的农业水权制度建设模式进行了阐述并对张掖的农业水权制度及其水权交易做了性质上的界定。继而对比分析出“公共水权制”和张掖“行政许可”下的交易水权不是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最优水权制度,在对张掖交易水权进行改良的基础上引出民事权利理论中的交易水权;第四部分具体分析阐述了民事权利理论下交易水权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第五部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具体构建了我国节水型社会下农业水权的私法制度。内容上主要以张掖农业水票为制度样本,从微观切入,分角度的逐层构建水权制度和水权交易的民事理论框架,包括对水权的物权性质界定、对水权交易的具体操作模式构想以及对水权变动物权登记制度的建设等诸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