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大数据正以全新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大数据的开发与应用正冲击着现有的交易规则与法律框架。与大数据的高速发展不相匹配的是,现有法律中多关注个人数据,缺少关于大数据的明确法律规定,忽视了在数据开发、收集、整理与分析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大数据控制者的权益保护,我国大数据产业在保护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发展壮大。随着大数据的应用日益广泛,实践中围绕大数据的纠纷渐次出现,探究大数据的保护模式具有迫切的必要性。本文首先明确了大数据的内涵,将大数据定义为容量大、类型多、处理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且无法用传统的数据架构和信息技术对其进行有效处理的大量的数据集合。而作为有别于传统数据与数据库的巨量数据集合体,厘清大数据的法律属性是探究大数据一切法律问题的前提,经过分析后得出,大数据是适格的民事权利客体,具有财产性,其本质为信息,能够成为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客体。以大数据的概念及法律属性为基础,立足于实践中大数据控制者的权益保护需要,应在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内进一步探究大数据的保护模式。在我国当下的法律制度中,汇编作品、商业秘密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都能够为大数据提供保护,但以上三种保护路径又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首先,大数据控制者对于数据的选择和编排很难满足汇编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标准,同时汇编作品也无法保护大数据最具价值的实质性部分;其次,商业秘密保护路径面临着因大数据的秘密性及保密性认定困难,而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的困境;最后,反不正当竞争法仅能规制有关大数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数据控制者的权属认定问题,而对原则性条款的过度利用又造成了实践中理解和适用上的难题。在比较分析了域外法保护模式后,可以得出,德国将不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纳入邻接权客体的做法具有保护标准明确、理论重构难度低的优点,能够充分发挥利益平衡机制,处理好个体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间的关系,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经验。针对大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发展现状,应在对现有保护路径作出调整的基础上,将大数据纳入邻接权客体,以完善大数据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大数据与邻接权制度的目标、价值及权利内容相契合,符合邻接权客体的判断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邻接权客体呈扩张趋势的背景下,增设大数据邻接权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通过进一步明确大数据邻接权的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厘清大数据邻接权的客体范围,合理设置大数据邻接权的权利限制及保护期限,同时对各保护路径间的保护范围交叉时如何选择适用提出具体的建议,从而为大数据保护提供高度的法律确定性,以确保大数据的规范化使用和流通,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