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编纂的《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四书》),是继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儒家单经的群集。此书的行世导发了以四书本文、《四书章句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四书》学热潮。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以《四书》的成书、版本及其流传过程为基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朱熹编纂《四书》的方法和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熹《四书》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及影响。朱熹一方面通过阐释、利用、发挥《四书》思想资料建构其理学体系;另一方面,他通过辑合、训解《四书》,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产生了单经无法比拟的理论力量,从而使得《四书》学的发展出现质的飞跃,《四书》最终超过《五经》,成为儒学经典体系的核心。在这些过程中,朱熹注疏《四书》所具有的文献学特色更加值得注意,他将分析义理与训诂考证相结合,重视考证、校勘,力求说解文字简要明晰。由此可见,朱熹的注疏是融汉、宋于一炉,即是对宋学学者过分强调义理而轻视训诂治经方法的扬弃,又是对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而不及义理治经路数的辩证的发展,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体现了朱熹经学兼容并包的精神,也对后世的治经方法产生了影响,更确立了他在古典文献学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