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是现代建筑语境中的基本议题之一,但此概念常常被固化理解为构造物中力学性质的含义,而实际上“结构”贯穿了西方建筑史的各个重要时期,涵盖的意义也多样。笔者在开展本文前已经铺设了对西方建筑史中有关“结构”的基础研究,并提取出了实物线索与关系线索,实物线索指实物的结构被不同建筑师予以不同的理解和运用线索,关系线索指“结构”成为影响建筑设计背后的理论线索。而本文的研究问题则来自于20世纪50-60年代建筑学受到了语言学“结构”观念（将“结构”理解为一个闭合系统）的影响,使得实物线索骤然转向关系线索,即笔者认为在语言学影响下实物的结构从为“形式”服务的局限中脱离,但转向将“结构”化作建筑的组织架构显得过于直白。而筱原一男则是突破问题的关键,笔者发现他与语言学、与“结构主义”尤其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有关联。故本文核心问题是在结构主义背景影响下,筱原一男的“结构”观是什么?在他的建筑中实物结构不再只是承重,而被附加了意义;他的“结构”观又是如何将建筑空间走向“意义”的深度?本文针对筱原一男的社会背景将以“结构主义”方法论、概念词与案例结合的方法来展开研究。通过对筱原一男的文本、案例的共时观察,发现了他宣言式的概念词之间的关联,找到了筱原一男从关注“意义的空间”走向了“意义的生产装置”思路。“意义的生产装置”代表了筱原一男的“结构”观,“结构”表现为建筑装置,为生成“意义”而存在。在筱原一男这里,“意义”可以是来自于日本传统中“非合理性”的内容,即能直接诉诸日本人感性的东西:传统民家中的土间、大黑柱的财富和权力象征、正面性等。“意义”也可以是无机“立方体”内部的垂直通高“龟裂”空间所呈现出的宗教感。“意义”也可以是表达东京城市混沌的拥挤感。“意义”是生发的,在不同建筑设计中随着筱原一男个人的思想转变而转变。而“意义的生产装置”（即“结构”）,则主要有两个内在构成:装置的元素和元素的组织,元素可具体化为筱原一男在建筑设计中运用的柱子、斜撑、方形屋顶、素土地面、榻榻米、初等几何图形等内容;而元素的组织原则不是为了达到形式统一的、逻各斯式的结果,而追求各元素自身的功能最大化。本文对筱原一男“结构”观念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最终希望借此研究机会对自身实践以指导和反思,也希望通过学习筱原一男如何从日本传统中提取“结构”从而激发日本人情感的方式,以给当代中国建筑实践以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