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孙犁的人本世界及其文本世界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为论述中心,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传统的传记批评、以“知人论世”为特征的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为主要方法,来探求这双重复杂性和独特性的本源,以期走入孙犁的精神世界和文本世界。论文共六章,前有导言,后有结语。导言部分详细阐述了论文选题的价值和意义,孙犁及其创作的研究概况,以及论文的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结语部分是对论文的小结。前四章是对孙犁的人本研究,其中前两章紧紧抓住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社会历史事件对孙犁人生及其思想品格、精神气质、个性心理的影响展开论述。第三章则从孙犁的生平经历入手,在充分还原资料的基础上,寻绎出孙犁情感世界的内在线索,揭示出孙犁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分析其情感经历在文本上的表现和折射。第四章考察孙犁与“革命”的复杂关系,揭示出孙犁隐逸倾向的本源所在。最后两章论述孙犁的创作。第五章重点分析孙犁抗日小说的救亡和启蒙双重主题的展开和其小说中独特的风景民族主义描写。第六章从孙犁的历史意识切入,并以此为逻辑支点,全面论述孙犁的晚年创作,给予其新的解读和阐释。第一章抗日战争对孙犁人格的形塑。重点论述孙犁参与抗战之后平民意识的获得过程,探讨其民族国家意识产生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平民意识的获得是促成其作品以现实主义为底子的根本因素,而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则是其作品带有浪漫主义因子的内部规约因素。孙犁走入抗战队伍,使其与底层人民有了深入的、广泛的接触,从思想和感情上拉近了他与草根平民的距离,而中国军民在抵抗外侮的民族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坚强、勇敢和乐观也深深影响了孙犁对底层人民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通过参加编纂《冀中一日》,孙犁很清楚地看到了侵略者的血腥暴行,也看到了抗日军民在战争状态下展现出来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孙犁经由自己的抗战实践到对下层劳苦大众的苦难和反抗的理性认知之后,其平民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已成为制约其思想和创作的主导意识,从而规约着其抗日小说和其以后创作的基本风貌和审美旨归。第二章文化忧患和人格蜕变。本章从孙犁在“文革”中的经历为切入点,主要以《书衣文录》为中心,论述“文革”时期孙犁的文化忧患意识和人格蜕变的过程。“文革”后期,孙犁远离尘嚣,装书修书,并在包书皮上写下了日记式的片段文字,这些文本,在自伤自悼的情景下,寄寓着孙犁宏大的文化焦虑和政治焦虑。“书衣文”的写作是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心态实录和精神镜像,也是其固守本真自我,保持独立人格,于文化荒漠之中艰苦跋涉,在漫漫长夜之时默默为文化守夜的真实记录。“文革”期间,孙犁由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作家成为被批斗、被凌辱的对象,成为革命的弃儿,其所见所闻,与其参加革命时所怀有的理想形成巨大的落差,这让孙犁陷入了灵魂的煎熬之中,甚至绝望到尝试自杀。在生命“轻”与“重”的选择上,孙犁选择了对生命痛苦的担当和承受,而在这自我担当中,因看清楚了“文革”的本质,但又看不到“文革”何时终结而更其痛苦和绝望。十年“文革”,孙犁的心灵遭到严重创伤,但也使孙犁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手抚目注式的亲近和接触,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意识,他思考社会、历史,思考文化、人生,并探究“文革”的性质和由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十年“文革”,造成了孙犁人格的蜕变,从原来的谨小慎微走向坦言无忌。孙犁复出后的文学业绩,是其十年痛苦沉淀的结果。第三章沉重的肉身与情意的飞扬。本章从孙犁的生平经历和创作文本两个方面入手,在充分还原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其情感经历对其文本生产的影响。孙犁一生中发生了很多情感事件,但又对糟糠之妻不离不弃,这一复杂的情感现象到底对孙犁的创作有何影响,并在何种程度上制约了他的文本的选材及叙事方式,是本章所要解决的问题。孙犁对待爱情的态度以及对爱情的行为反应方式和心理应对模式与他的婚姻现实密切相关。综观孙犁一生的情感起伏变化,如果说婚姻之形式束缚了孙犁沉重的肉身的话,那么孙犁情感的丰富和细腻则又是孙犁情意飞扬的源头和推力。孙犁终其一生在沉重的肉身和情意的飞扬这样一种矛盾、痛苦的两难境地困守、苦斗、挣扎、徘徊。故孙犁在情爱这一人生维度上是一个痛苦的灵魂,这就是孙犁在晚年所体认到的爱情的残破。第四章革命与隐逸。本章首次提出孙犁的隐逸倾向,并结合其人生经历和文本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从一个侧面探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他们与革命及政治主流话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具体从孙犁一生中的两次隐逸为切入点,分析孙犁1956年生病以来的病隐和1995年以后孙犁和外界基本隔绝的心隐。是中国20世纪最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复杂性的实践。中国现代文学和作家,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它的有机构成。中国现代作家呼唤革命、参与革命、试图建构革命,同时也被革命的逻辑所建构,从而形成他们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考察孙犁与“革命”的关系,乃是孙犁研究的一个特定的视角与维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孙犁与革命的关系也同样随着历史、社会、政治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构成了或统一、或边缘、或疏离等复杂关系。而这些样态的差别决定了孙犁的行为和言说的不同表现方式。分析孙犁个案,有助于廓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参与革命或疏离革命的本质所在及其在文本中复杂深微的体现。第五章双轮驱动与民族风景。第一节以孙犁的《正月》、《走出之后》等作品为研究中心,具体分析孙犁抗日小说创作在救亡与启蒙两个维度上的展开。孙犁抗日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完成救亡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并没有忽视五四文学所开拓的启蒙主题,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情境之下,对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进行了拓展,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塑造了具有全新意义的人物形象。在现代中国思想史领域,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似乎得到了学界许多人的认同且流布甚广。实际上,中国现代的启蒙运动是和救亡的主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相反,是救亡产生了启蒙。所谓救亡,就是以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而所谓启蒙,归根到底就是个人的再生和创造。以救亡为推动的启蒙,构成了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区别于西方启蒙运动的特点。现代民族国家和个人的双重建构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追求,也成为中国现代叙事的重要主题。孙犁的创作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犁小说创作的忠实于历史和时代精神的品格。第二节首次理清了孙犁对俄苏文学资源的借鉴及其在文本中的表现,填补了孙犁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具体分析了孙犁文学中的风景描写,突破了以往孙犁研究中仅仅从修辞和意境角度对孙犁文学的风景描写的论述,把其提高到风景民族主义的高度来研究。这是对孙犁研究的推进和提升。孙犁抗日小说中的风景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想象基础上的。他的风景描写充分显示了一种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孙犁抗日小说的风格转换,具体分析孙犁后期抗日题材创作所具有的雄浑、沉郁、苍凉的格调,颠覆了以往研究中把孙犁小说的美学风格界定为阴柔的定论。第六章历史意识的出场。目前孙犁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是对孙犁的晚年创作缺乏整体观照和理论上的阐释。本章从孙犁的历史意识入手,解读孙犁的晚年创作。第一节紧紧抓住孙犁晚年的历史意识这个思想和创作的枢纽,分析其“芸斋小说”的创作,并指出其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的特殊意义,即从史的角度分析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问题。第二节分析其晚年的散文创作。曾被研究界所指称的“朝花夕拾”式的童年漫忆和乡村旧闻,在某种意义上是孙犁在强大的历史意识的制导下,对民国至抗日战争前夕这一历史时期的书写。他回补了他创作中的一个历史缺口。第三节分析其晚年的读书札记等创作,探讨其独特的知识分子论。孙犁的序跋、读书札记,特别是孙犁的读史记明显地彰显了孙犁的历史意识。从他的读史范围看,从先秦一直延续到现代。他对中国历史的解读,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命运的探讨,达到了出神入化、入木三分的程度。至此,孙犁完成了书写中国历史的野心和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