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深入发展,个人信息的价值日益凸显,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不少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给大众敲响了一个又一个信息安全警钟。海量信息的泄露不仅将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置于危险之中,也对信息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需要加以制约。现阶段,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被列为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该法案的出台还需要时间上的等待。在司法实践中,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主要依据刑法条文和相应司法解释来达成。通过对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认定中仍然存在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和“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适用争议,即案件争议焦点集中在某一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属于哪类个人信息、违法所得数额是否应扣除成本、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应当如何计算等问题上。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置在对上述公民个人信息界定和“情节严重”标准的探究之上,以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认定有所裨益。文章开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全国和上海市相关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呈现出案件数量上涨、区域化明显的宏观特征和涉案信息数量大、种类多、辩护观点多样且集中的微观特征。由此引出司法认定中的难题,即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和以信息数量、违法所得数额为标准的“情节严重”的相关认定问题。为解决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问题,笔者拟从概念、范围、特殊公民个人信息三个维度进行探索,明确相关认定标准。理论上公民个人信息是指具有识别性的信息,我国刑法保护的部分公民个人信息还具有隐私性和财产性的特征。从范围上来说,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但不包括死者,间接可识别型个人信息、行踪轨迹、财产信息都有其特定的范围。在特殊公民个人信息界定的维度上,本文认为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是否能为刑法保障需区分情况进行讨论,即权利人自愿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不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而权利人非自愿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纳入到刑法的保护范围。此外,企业不属于“公民”的范畴,但对于其中的私人信息可通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予以保护。就“情节严重”具体标准的理解与把握而言。两高《解释》为“情节严重”的认定设置了信息类型、信息数量、信息用途、主观故意、违法所得数额、主体身份、前科要素等标准,相较于其他规定更具有全面性和科学性,但标准的多样性设定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设定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单一入罪标准具有违反刑法目的解释之嫌,且该标准具有法益侵害大小识别失灵的天然缺陷;将前科状况这一量刑因素作为定罪标准混淆了刑事不法与量刑责任的界限,并将本罪置于了风险预防法的尴尬境地。对此,笔者认为应分别采用“违法所得数额+情节”的认定模式和将前科状况回置于量刑要素的方式弥补缺陷。此外,本文认为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应扣除成本;掌握不重复计算、累计计算、等约计算的计算规则;明确数量计算中信息真实性的取舍才能从容应对信息数量的计算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