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是我国历史上首部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史志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四分法目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鉴于此,以《隋志》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体例、材料来源、图书分类思想、著录方法以及古典目录学中的相关问题。第一章揭示《隋志》的成书背景,考证了《隋志》的编修时间,梳理了《隋志》撰者及其相关人员,分析了《隋志》的编制思想与方法,认为《隋志》编修于贞观十七年,李延寿为主要撰人。第二章探讨《隋志》的材料来源,分析《隋志》的体例,认为《隋志》正文目录的内容参考了《七录》《隋大业正御书目录》,附注的内容来源于《七志》《七录》的传录体解题,道经附录来源于《七录》道经附录,佛经附录来源于释智果《众经目录》。《隋志》著录重出文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不同部类下著录重出文献;其二,相同部类下著录重出文献。二者成因截然不同。前者旨在使用“互著法”建构学术体系,以期“辨章学术”。后者著录相同名称、卷数的两部文献,可能属于不同的版本,承载了不同的内容。此外,《七略》《汉志》附注的作者信息具有明显的实用功能,旨在通过作者生前行事表达文献的学术旨趣。《隋志》虽然承袭了《七略》《汉志》附注作者信息的体例,却不再表述作者生平行事,简单地附注作者时代、官衔,鲜有表达文献学术旨趣的功能。第三章研究《隋志》的图书分类思想,认为《隋志》“乐”著录的文献迥异于以往古典目录中的“乐”部类的文献。具体而言,以往古典目录中的“乐”部类的文献,一般能够延续《乐经》的旨趣和功用,属于雅乐。《隋志》“乐”著录的文献大多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偏离了雅乐文献的祭祀职能、政治职能,凸显了娱乐性,属于俗乐;《隋志》合并《七录》“杂传”、“鬼神”为“杂传”,导致《隋志》“杂传”部类中不仅含括人物传记,甚至包括异闻文献,著录的内容更加庞杂;《隋志》“总集”合并《七录》“总集”、“杂文”以后,依然采用《七录》总集的原序,表达总集文献的源流与学术特质,导致《隋志》“总集”著录的文献已经远远超越《隋志》总集序界定的范畴。第四章探析《隋志》的著录方法,认为《隋志》收录书籍以成书时间为限制。《隋志》收录成书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以前的书籍,不收录成书于武德元年以后的书籍;《隋志》按照“合其近密”的方法著录文献,将性质相近的书籍编排在一起,导致《隋志》著录文献的过程中,既不拘泥于固定目录级别的划分,也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排序方式;《隋志》频频著录重出文献,并且前后著录的文献信息不尽相同,或者一些文献编排的次序不尽准确,反映了《隋志》节节抄录诸家目录的情况。第五章讨论了《隋志》的不足,认为《隋志》体例存在分类不清、归类不当、著录不详的弊病;《隋志》著录内容存在文献重出、文献遗漏、著录错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