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编《六经》以来,经书成为圣人载道之工具,其不仅是历代儒者解释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规范、甚至日常生活准则的正当性来源,而且还凝聚着人们的精神信仰,具有神圣的地位。经书成为儒学的重要形态,历代儒者把注解经书,阐释和发挥经典,视为最基本的学术途径和治学方法。因此,他们对于如何诠释经典,各有自己的路径和特质。从他们经学思想的角度来探究儒学思想之确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经学历史发展上,二程处于经学由“汉学”向“宋学”之转折点上。宋初儒者虽然在“破”汉学之风气方面下足了工夫,却忽略了“立”新学之道。通过本文,深入对二程经学思想作系统梳理,对其治经方法、内容、特质作整体研究,探明他们如何通过诠释经书,承接“破”旧学与“立”新学之使命,完成经学发展的重大变化,来“立”道学,树立理学化经学的地位。在以往对二程经学思想的研究中,鉴于“易”学方面研究较为多,并有系统专著,本文侧重于《遗书》、《经说》方面的研究。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重点探讨二程经学观之理论渊源,二程经学与孔孟、宋初学者的关系；第二部分从二程治经书的目的、对文本的态度、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来讨论二程经学思想的内容；第三部分总体梳理二程经学思想的特色,具有理学化、实学化、注重以己意解经书的特点。二程理学化经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二程开创了了以最高范畴“理”解经的先河,并在经学史上初步开始建立起以“四书”为经书研究重心的经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