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而行。灾难报道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一类重要题材,也是衡量媒体核心能力和核心价值取向的重要标尺。纵观当代中国的灾难新闻报道,经历了一个特征有别的流变过程。改革开放之前,由于长期受到传统灾难表达框架和操作惯性的影响与制约,灾难新闻一直是我国媒体的“报道禁区”,这从20世纪70年代通海、唐山两次地震灾难发生后我国媒体的严重缺失中可见一斑。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总体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闻媒体行使着信息传播以及舆论引导主渠道的神圣职责；新闻传播环境不断融合与开放；新闻报道理念与时俱进。我国媒体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报道和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报道中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素养与人文情怀,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也提升了我们的国家形象。这些变化促使本文主要研究三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通海、唐山地震新闻报道方式与理念是什么?与汶川、玉树地震新闻报道存在哪些差异?原因何在?本文在立足国内已有的灾难新闻报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我国主流媒体对于通海、唐山与汶川、玉树这四次不同历史时期的地震报道为视阈,通过分析研究,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传媒在灾难新闻报道方式上的差异性以及报道理念上的演变轨迹,并浓缩出国家新闻改革的历史发展趋势。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灾难报道的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灾难新闻报道的新闻价值；第二与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其中第二部分从报道的时效性、透明度等方面对这四次地震报道的特点做了总体上的历史概述；第三部分以《人民日报》为主要样本,以新闻框架理论作为支撑,运用内容分析法,从报道主题、报道内容、新闻体裁、报道立场、报道主角以及新闻话语这几个层面对这四次地震报道的差异性进行具体分析,进一步论证得出20世纪70年代的通海、唐山地震新闻报道框架为“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框架,汶川、玉树地震新闻报道框架为“政治宣传主导,兼有稳定基调下的人文关怀框架”。在此基础上找出国家新闻政策体系的转变,传媒性质和自身新闻价值取向的不同,公众主体意识的变化以及国际传播环境的变革和影响是导致这四次地震报道方式与理念存在巨大反差的根源所在；第四部分为总结部分。对新时期我国传媒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如何进一步转变观念,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推进信息公开,提升传媒的社会责任意识,争夺应对灾难事件的国际话语权,进而维护好我们的国家形象等问题进行总结归纳和理性思考,初步勾勒出我国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以期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灾难新闻报道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政府和媒体都没有太多的经验积累,这就需要我们重构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积极构建新的灾难报道机制,为突发灾难性事件中的“传媒介入”提供更充足的运作空间,这对于提升我国传媒应对灾难事件的国家话语权,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