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涌现出了一批地域性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其中一个具有鲜明特征和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有胡公冕、邵力子、沈定一、陈望道、华林、谢文锦、沈雁冰、宣中华、王一飞、张秋人、何赤华、叶天底、王会悟、俞秀松、施存统、梁柏台、沈泽民、汪寿华、庄文恭等。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近代中国社会深刻变动和国际环境深刻影响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浙江社会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和周边环境影响的结果。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大多数出身自中下等社会家庭,其中以贫困农民家庭和乡村塾师家庭为主。他们接受的教育体现了从传统儒学教育向现代新式教育的转变,其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接受过中等师范教育。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黑暗的政治现实面前,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成员继承了传统士人的入世精神,积极参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他们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浙江“一师风潮”等政治革命和运动中发挥了先锋和骨干的作用,推动了这些运动的深入发展。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0年春至年底,是群体的初步形成阶段；第二阶段,1920年底至1921年底,是群体的发展壮大阶段；第三阶段,1921年底至1922年7月,是群体的最终形成阶段。从群体形成的思想演变轨迹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邵力子、沈定一陈望道等人从追求民主主义革命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二是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从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三是宣中华、叶天底、梁柏台、张秋人、何赤华等人从爱国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从群体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晚清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产物,是近代新式教育的自然结晶。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第一,创办、主编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二,参与创建党的早期组织,筹备中共一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领导和发动衙前农民运动,对后来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浙江籍与湘籍两个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地域性知识分子群体。它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两个群体既有共同性特征,也表现出一些差异性。两个群体的共同特征是：第一,从出身来看,两个群体的成员主要来自内地偏远村镇的社会中下层,与下层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从年龄来看,两个群体的成员多为青年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变革中最富有活力的力量；第三,从职业来看,两个群体的成员多来自文化界和教育界,他们的职业主要是教师、编辑、记者、翻译、学生等；第四,从政治情怀来看,两个群体的成员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第五,从价值追求来看,两个群体的成员有着强烈的改造社会的责任意识；第六,从精神气质来看,两个群体的成员都有刚烈、坚毅的精神气质和求实践履的精神品格。两个群体的差异性是：第一,两个群体形成及活动的地域不同,群体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联系纽带也不相同。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及活动的地域主要在上海。湘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及活动的地域比较分散,主要是在上海、北京、湖南长沙以及法国；第二,两个群体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作出过不同的独特贡献；第三,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两个群体成员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最典型的是,在湘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身上有着理学影响的深刻印痕,他们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注重个人修养,而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更注重追求实际的社会功效,他们很少受传统的束缚,甚至是传统的坚定反对者。揭开历史的面纱,我们可以发现,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人数众多、具有鲜明特征和作出过重要历史贡献的地域性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为了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几经求索,几番磨炼,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历经艰辛探索后作出的理性选择。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正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样一种选择的过程。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曾因为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了一起,最终又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分道扬镳。历史无情,大浪淘沙,这段历史既留下了成功者探索的足迹,也留下了迷路者和失败者选择的遗憾和悲哀。无论是成功者,还是迷路者和失败者,他们为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都付出过青春和热血。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应被遗忘。而那些为国家兴亡奉献出年轻生命的志士,他们的牺牲精神,更是留给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