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雪莱于1818年出版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对“科学狂人”滥用科技创造“怪物”并导致毁灭性的生态灾难作出了预警。在近两个世纪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2003年出版的《羚羊与秧鸡》续写了“科学狂人”玩火自焚的故事,对人类愈加严重的生态灾难再次发出预警,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科技力量的畸形与变异进行了生态伦理视角的批判,并深入探索其背后的文化成因,探寻走出人类生存困境的绿色拯救之路。本论文主要以生态批评为理论依据,以《羚羊与秧鸡》和《弗兰肯斯坦》为研究对象,分析对比其生态灾难产生的背景及成因,并重点探讨《羚羊与秧鸡》对《弗兰肯斯坦》文学意义的延续、拓展和创新。本文将首先探讨两部作品相同的生态背景:科技对自然的侵犯所导致的生态恶化,以及《羚羊与秧鸡》对《弗兰肯斯坦》“玩火自焚”的生态灾难的续写;其次,将两部作品中不同科技水平背景下的科学实验作为对比,从肢体“拼接”到基因编辑,从丑陋的“怪物”到“完美”的新人类,《羚羊与秧鸡》对畸形实验的大量描摹体现了其在生态伦理意义上的拓展;最后,《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狂人”与“怪物”形象在《羚羊与秧鸡》中也得到重塑,清算新的弗兰肯斯坦——“秧鸡”以恶抗恶背后的文化原罪,剖析“雪人”从人类到“怪物”的身份转变所寓示的人类生存困境,以探究阿特伍德的拯救策略。科技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但若对此不加审慎地滥用则很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乌托邦将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崩离析,导致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全面恶化。生态的病症源于人类思想文化的病因,正是在此意义上,《羚羊与秧鸡》和《弗兰肯斯坦》通过对灾难的“预警”与“再预警”,使科技力量回归本位,反思人类自身的思想文化系统,倡导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从而呼唤生态整体主义。人类作为自然万物的一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自觉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谐与稳定,从而与自然共享美丽、健康,乃至长存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