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父母对男性后代的投入偏好有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这既与性别本身导致的不同的生理条件相关，又有文化渊源。在我国农村男性承担着农业生产、赡养老人等重任，同时男性也被看作是维系家庭血脉的载体。现代社会中，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落实，B超机、染色体测试等性别鉴定技术和人流引产、药物流产等终止妊娠技术在医疗卫生和计生事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使得子女的性别具有选择性。对出生婴儿性别的人工干预和选择的直接结果即为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日渐失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并呈蔓延之势。这造成了婚姻市场的供求不平衡和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即对男性家庭物质条件要求的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父母能够对子女的基本生活方面的投资逐渐趋于一直，父母对男性后代的投入偏好主要体现在对其婚姻开支的投入方面。　　目前国内外研究较少直接考察子女的性别、婚姻市场状态与父母劳动供给这三者之间背后潜在的逻辑关系，即使有少数研究子女性别对父母收入和劳动供给影响的文章，也大多着眼于子女出生的时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研究子女对父母劳动供给的影响。大多数是从子女的数量和年龄角度考察父母是否因为子女数量的增加或者需要照顾六岁以下儿童等因素而影响劳动供给。仅有小部分是研究子女的性别对父母的影响，其研究主要关注男性后代的出生是否会改变父亲或者母亲的劳动供给，几乎没有从儿子成长到一定时期而面临婚姻市场竞争的角度考察。第二方面是有关性别比失衡与婚姻市场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研究性别比失衡造成的婚姻市场的挤压、女性议价能力的提升和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对策。第三方面是研究子女的性别是否对家庭除劳动供给之外的其他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主要关注家庭是否因为对子女的性别偏好造成对子女的教育、食物等投资等方面投资的不同。　　本文的研究角度独特，首次在国内研究子女的性别和面对的婚姻市场的压力对父母的劳动供给影响，研究话题紧贴当前性别比例失衡等社会和经济热点话题，具有新颖性和前沿性。本文可以为国内子女性别对父母经济行为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独生子女制度、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社会救济制度的完善等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作用。　　文章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理论方面对父母投资回报理论、婚姻市场供求理论和彩礼等支出的经济学分析，对农村父母劳动供给模型进行了改进，说明未婚儿子的存在会对父母未来产生回报，且能够提高父母间接效用。父母投资回报理论认为父母对男性的投入在经济学上主要出自两个方面的原因。父母对儿子的早期投资，主要指婚姻与教育，可有效提高儿子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机率和支持量;儿子通过对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偿还"父母的投资，代际货币转移使子代和父代共同分享家庭经济成果。大部分的父母出于责任心和传递家族香火等考虑，希望看到儿子早日成家立业，从而得到内心满足感，增加其间接效用。婚姻市场理论认为未婚男女是市场的潜在供需双方。个人在婚姻市场的处境取决于自身择偶机会与异性择偶机会比较。适婚女性和其家庭角度来看，女性衡量男性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男方家庭情况。许多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男性买房或者建房、提供聘金和彩礼的支出等婚俗，彩礼等是对女方家庭劳动力丧失的一种补偿。中国传统女方家庭为确保女儿在出嫁之后能够得到一定的生活保障，势必会考虑男方家庭物质基础。所以，父母帮助儿子在婚姻市场中赢得优势主要体现尽可能提高家庭收入，为儿子准备必要的婚姻支出，例如彩礼、房屋、家庭设施和婚宴等收入的提高则是通过劳动时间的延长实现的。　　因此，子女的性别会对父母劳动的效用产生影响。未婚男性会增加父母劳动的间接效用，即父母往往会增加工作时间从而增加收入，以增加现在或者将来家庭消费，从而提高其间接效用。这里的间接效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父母延迟目前消费换取未来消费，即将目前的收入投资儿子以换取儿子未来赡养支出;另一个是精神层面效用，即父母出于责任和爱护希望尽可能多的向儿子投入，从中得到心理满足感，可以理解为激励效应。因此家庭中未婚男性的存在会对父母的劳动时间，特别是农业生产时间产生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2002年农村地区调查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乡镇数据，实证分析方面运用了线性回归模型、2SLS模型和heckman选择模型，从子女性别、子女年龄层、子女数量、父母务农劳动时间、工资性就业及其劳动时间、性别比、迁移人口劳动供给等多角度多层面研究和检验了子女性别对父母劳动供给的影响。　　从农业劳动时间角度看，使用性别比作为县级哑变量的代理变量，结果显示相比女孩家庭，男孩家庭不会显著提高父母的务农时间。性别比提高，男孩家庭的父母会显著提高其劳动时间，以应对儿子将要面临的激烈的婚姻市场的竞争，而全都是未婚女儿的父母也要为家庭丧失劳动力和将来养老增加劳动量，从而储备财富以备未来消费。男孩家庭对女孩家庭劳动时间产生了溢出效应。这一结论为wei(2009)相一致。对于男孩家庭，儿子数量增加则会明显提高父母的工作时间，尤其是母亲，体现出母亲在工作时间的投入对子女性别偏好上具有相对较大的弹性。在控制了家庭财富状况的基础上，男性后代虽然使增加户主的劳动时间，但是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在于在农村，父亲本身已经承担着家庭劳动的主要职责，弹性较小。从子女年龄层和工作状态看，相比全是女孩的家庭，男孩家庭中已经开始工作进入适婚年龄的儿子能够明显促进父母增加劳动量。使用第一胎是否为男孩作工具变量后，男孩家庭儿子数量的增加不再显著增加父母的工作时间，但是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不支持2SLS的拟合更有效。　　对于非农就业的人口而言，无论是家庭中存在未婚儿子还是男孩家庭中儿子数量增加都不会对父母选择非农就业和工作时间产生影响。原因在于，第一，对于在政府、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的人来说，他们往往更易于遵守独生子女政策，所以子女数量的增加，未婚儿子数量的增加往往会减少他们从业此类职业的机会。第二是工资粘性导致人们没有动力增加劳动时间。男孩家庭的父母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后更倾向于从事稳定的正式的工资性就业，以维系家庭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在农业生产领域得到有力证据，在非农就业方面，由于数据限制和问卷设计原因，无法掌握人们从事非农就业或者迁移的自我选择数据。　　本文主要的研究不足和将来改进方面主要指两个方面。第一是在我国大家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务工的大背景下，没有得到农村个人迁移到城市或者从事第二职业的直接信息，不能充分了解人们外出务工的动机。第二是无法得知同时从事务工劳动和工资性就业的个体从事哪项劳动的顺序。　　针对研究结论，本文给出以下三个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敬老院等社会福利设施体系的建设和普及。只有全面推行医疗和养老合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放农村老年人"养儿防老"的需求，从而遏制第一胎子女人为的性别选择，更长远地遏制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经济问题。实行政府、个人和社会资源三者合一的社会福利体系。农村地区可以借鉴城市地区的做法，农民可以在劳动能力充分的时候每月定期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同时当地政府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可以实现化整为零，积少成多的效果。鼓励社会资源在当地建立养老院、老年关怀医院等相应配套设施，由政府、社会资源和老人家庭三方共同支付费用，已解决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问题和复杂疾病的治疗等问题。　　第二、持续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加强男女平等思想的普及和教育，将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落到实处。对利用非法手段为他人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止妊娠，严重干扰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秩序，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要规定具体相应的罪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必须规范各省市、县乡的大中小诊所，严格规定其不得从事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违法行为。同时，建立领导负责制，进一步落实领导责任与义务。相关领导部门要做到定期检查、随时抽查、发现相关问题立即处理。同时，对私自进行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的人工终止妊娠的村民个体也要进行走访和检查，并对情况恶劣的行为进行处罚，违反法律法规的还要依法对其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补贴女孩家庭，对农村女性健康、教育等提供优惠和支持政策。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奖励扶助，这样可以通过健全利益导向机制，淡化对男孩的偏好。同时在农村女性成长过程中提供教育、医疗等相关优惠政策可以使农村父母自觉调整其对子女性别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