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即“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因其作者、产生时代及其书写的特殊性,它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经学价值。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诗经》,不仅承载着儒家礼乐教化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文史哲各领域均产生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作为《诗经》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五国风,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前四史”征引《诗经》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并未形成完整的系统,且往往“拆史不拆经”,将四部史书对《诗经》的征引分开研究。本文则将“前四史”视为一个整体,将其对《国风》的征引情况作为主体研究对象,“拆经不拆史”,试就“前四史”征引《诗经·国风》的面貌进行形式层面与内容层面的综合考察和研讨。论文第一章首先将先秦至六朝时期对“国风”的接受情况做出梳理,作为本文的背景铺垫。先秦至六朝,人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国风”不同方面的接受各有侧重,从先秦时期以礼观《诗》,重“雅”“颂”而轻“国风”,到两汉以经解《诗》,把“国风”列于“诗六义”之首,再到六朝时期“国风”的文学性凸显而饱受文人青睐,人们对“国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次加深的过程,“国风”的地位也在一步步提升。论文第二章从形式层面和文献层面对“前四史”征引《诗经·国风》进行了考察。“前四史”征引《诗经·国风》的方式共分为“明确直引《国风》”“取辞于《国风》”“巧妙化用《国风》之诗句诗意”“以《国风》之诗为史”和“仅引《国风》之诗名”五种。引《国风》者则可分为当权者、臣子与撰者,他们征引《国风》分别发挥着教化、讽谏、评人论事、自我抒情等不同方面的功用,且在征引时更注重“正风”精神的宣扬。而通过对“前四史”征引《国风》时间线索的考察,我们还得以窥见《诗经》自西汉后期始地位已然稳固,并相伴于两汉王朝的统治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论文第三章对“前四史”征引《诗经·国风》的内容与阐释层面进行了深入考证,首先探究了两汉时期以人伦之礼为基础,将人情、政教与天地之道相结合,以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为主要出发点与落脚点,并希冀建立明君贤臣、百姓各得其所的德政美政与大一统王朝稳固秩序的政治特点;其次对两汉时期《国风》在《诗经》中的“教化之基”地位作出了说明,并认为其“物情”的特色最能够体现《诗经》本质;最后,本文以“前四史”对民间谶谣的收录情况及对汉乐府民歌的评价为依据,得出了在先秦至六朝时期人们眼中《国风》虽与民歌有共通之处,但实际上并非民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