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分工的必然趋势来说,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脱离并独立成为经济增长支柱之一,是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的产业变革过程。全球存在的双“70”定律(1)也梳理了现阶段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经济联盟的建立、区域合作关系的确立,使得相应政策更为宽松化,从而更有利于资本和技术的加速流动。在国内,十二五规划中有一章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而当下的十三五规划更是列举出相关重点研究项目,如服务业发展重点和制度研究。我国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也为生产性服务业公司提供了跨国经营的可能。同时,东道国自身禀赋(如经济现状、政治环境、制度法规、教育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等),也会对资本积累、技术溢出、收入引导和产业结构的吸收程度产生一定干扰。在这种情形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东道国的不同影响渠道的效果程度和作用机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现状解读、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归结出生产性服务业FDI四种主要渠道效应的具体效果和逻辑机理,从而得出关于进一步改善生产性服务业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对策建议。文章分为六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对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创新与不足进行介绍,并对国外研究动态进行梳理总结;第二章,对经济增长和生产性FDI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概述总结,并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规定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界定及其细分行业;第三章,对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总体现状及影响渠道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的结构性特征进行归类汇总,包括地域和行业特征;第四章,对主要的四种影响渠道及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第五章,利用回归模型计算出生产性服务业FDI对经济的两级影响系数;第六章,得出基本的结论点,并对资本积累、技术溢出、收入引导、产业结构和其他因素等方面给出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