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Markowitz奠定现代金融投资理论基础,Modigliani与Miller在20世纪50年代开创性的提出了MM理论以来,不断有新的原创性财务理论涌现：如权衡理论(Krause,1973；Scott 1976；Myers,1984).信息不对称理论(Ross, 1977；Myers and Majluf,1984).代理成本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1976).公司治理理论(Berle and Means,1932；Jensen and Mecking,1976；Hart and Moore,1998)及公司控制权理论(Aghion and Bolton,1992).这些理论自始至终遵循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理性人假设,即假定决策主体是理性人,按照最大效用原则采取行动,并能够对已知信息做出正确的加工处理,从而对市场做出理性判断。但是,经过越来越多的实证经验发现,这种关于理性人的严格假设在现实中遭到诸多质疑。随着市场中种种异象的不断出现,以往的财务理论以不能对其做出足够令人信服的解释。鉴于此,西方一些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将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及研究范式引入财务研究领域,对传统财务理论关于管理者理性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许多改进。行为财务理论便由此诞生,行为财务理论对市场有效性中的“理性经济人”提出了挑战,将管理者非理性的假设引入其中。Baker等关于行为财务的综述中,在探讨经理人非理性时认为过度自信是心理学上已发现的最为系统的、最稳定的非理性行为。心理学研究认为,在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总是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能力、判断和决策及拥有的信息过度自信,往往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和所获信息的准确性。事后聪明往往是过度自信者的一大特点,他们常常夸大自己的预测的准确性,尤其在他们所期望的结果确实发生时,他们往往会对自己在产生这种预期结果中所起的作用做出过高的评价。随着相关研究的发展与深入,行为财务理论的许多研究开始关注管理过度自信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大量研究直接考察管理层过度自信与经营决策之间的关系：Heaton(2002)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高估项目收益和获取现金流的能力,如果企业拥有充足的自由现金流,那么管理者便会投资于原本净现值为负的项目,造成投资过度,并且与单纯的管理者乐观程度相比,所有内部人的乐观程度对公司的投资行为更具解释力。Hackbarth(2004)建立以自由现金流为基础的企业价值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债务；并且债务期限更短,债券发行更频繁。这些研究表明过度自信对企业经营决策有显著的影响,并最终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但是对于如何影响过度自信与企业业绩的关系没有给予关注。而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董事会的治理会影响公司整体的经营业绩。Vance(1968)通过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和公司经营绩效呈反比,而内部董事所占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呈正比。Dehaene (2001)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能提高董事会效率,有利于公司业绩的增长。这些研究鲜有考虑管理层的心理特征,而在现实中,管理层不仅存在过度自信心理偏差,而且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理论和实证分析都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可能做出过度投融资等非理性决策,以至于影响公司业绩,那么作为董事会治理是否有利于阻止过度自信总经理的非理性行为,并进一步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改善提供帮助?众所周知,投融资活动对公司业绩具有重大影响,而作为投融资行为的决策者,公司高层管理者的行为将对公司业绩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管理者学历层次与所获报酬远远高于公司普通员工,其工作经验也更为丰富,并且手中握有巨大的决策权,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的行为特征,因此,研究如何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制约管理者过度自信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先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随后参考以往文献并依据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特点,构建我国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特征的衡量指标,最后以此指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回归检验,探寻载理性框架下公司董事会治理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约束作用。上述研究工作将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特征与公司董事会治理联结起来,以期能丰富国内在管理者过度自信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内容安排：本论文采用从研究背景阐述、理论探讨到实证检验分析的研究思路,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主要研究内容、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文献综述。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经营业绩的影响,主要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回顾与总结。在公司董事会治理方面,、主要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独立董事、董事会行为(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会中薪酬委员会的建立四方面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作了相应梳理。第三部分：理论分析。本部分基于本文第二部分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董事会治理的文献梳理,结合既有研究成果,分别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和董事会治理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做出了理论分析,最后将董事会治理中的四个关键特征与降低管理者过度自信,制约其非理性行为的具体作用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第四部分：研究设计。本部分基于本文第三部分的理论推导,提出相应假设。然后根据研究假设,进行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择、如何衡量相关变量,最终建立起回归模型。第五部分：实证检验与分析。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研究数据,采用EXCEL财务软件进行提炼,选择适合本研究的样本,用SPSS软件进行分组回归检验,最终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第六部分：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部分基于第五部分的研究,对研究结论进行阐述,并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索性的思考,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七部分：研究局限及后期研究展望。本部分对作者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中的局限进行剖析,并对本文的后续研究提出展望。本文研究结论：本文基于行为财务视角下的过度自信理论,在公司股票价格增长幅度小于大盘增长幅度情况下,以总经理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增加为标准,利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2007至2009年的持股状况和变动特征衡量总经理是否存在过度自信,围绕董事会治理是否能抑制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业绩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研究结果：1、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经营业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之前学者研究证明了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盈利能力呈现稳定且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公司的投融资决策来实现的。本文的研究结果应证了前人的结论。2、独立董事比例的提升并没有有效降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业绩的消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机制缺陷,独立董事成为应付监管部门的规定而采取的形式安排,没能很好的承担起应有的监督职能,这一问题应当引起上市公司和相关主管部门的注意。3、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可以有效地降低高管因过度自信而产生的对公司业绩的消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董事会可以有效发挥其监督职能,减少总经理非理性行为的产生,因此,两职分离有利于改善过度自信总经理所在公司的业绩。4、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与管理者过度自信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制约作用。回归检验结果发现,过度自信对业绩的显著负相关性并没有因会议次数的增多而降低,这说明会议的频繁召开并不能减少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的产生,无法抑制由此产生的非理性行为对公司业绩的消极影响。5、薪酬委员会的设立能抑制高管由于薪酬过度膨胀所导致的过度自信心理,但作用不明显。检验结果显示,设立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业绩行为之间的关系会略强与未设立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但总体来看,不论是否设立薪酬委员会,过度自信对公司业绩的负相关性都较为显著,这表明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并非对抑制管理者自信心过度膨胀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希望能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创新：首先,以往对于公司董事会治理的研究都没有考虑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心理的情况,只是直接将公司董事会治理与公司业绩联系起来,这些研究鲜有考虑管理层的心理特征；在对过度自信研究时,大都将注意力投向过度自信与财务决策的关系以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很少从董事会治理层面关注过度自信的制约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摈弃“理性经济人假设”,在非理性框架内针对董事会治理是否有助于约束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以期以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视角对过度自信问题进行探索。其次,本文期望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依据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特点,重新构建一个我国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特征的衡量指标。由于本文有关公司董事会治理制约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探索性质,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本文的不足之处大致有以下几点：1、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作为行为财务理论新研究方向,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理论逻辑也还不够严谨。并且,由于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经营业绩的推导方面只是间接引用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没有能另外再建立董事会过度自信与公司投融资、公司经营业绩的理论模型,因此本文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展开的研究在理论厚度上依然有所欠缺。这也是未来研究中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2、本研究虽然力图选取能够比较客观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但是鉴于公司治理绩效的复杂性,仅选择了一项被普遍公认的衡量指标,这在某种程度降低了本研究成果的说服力。3、本文作为实证检验,如何对管理者过度自信进行度量是研究的基础,但本文所构建的度量指标依然还有值得商榷和修正的地方。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在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度量时缺乏对个人特征的考量,这是一个现阶段各个学者研究的共同难题,但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