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侵害未成年人事件频发,如何遏制侵害未成年人事件发生、对未成年人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积极构建未成年人保护体系,2015年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2020年出台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该制度进行了全面规定,随后该制度正式被纳入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成为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但仍有一些不足,本文的研究目标即是能够针对该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论外,主要从四个部分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展开具体论述。第一部分是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形成基础。首先以该制度的理论依据为切入点,分析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社会交往原则和国家监护原则,为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具体内容论述的展开奠定理论基础;其次,介绍了最早体现该制度的法律文件《儿童权利公约》和起源国美国,从国际法角度分析了该制度的国际法依据;再者,阐述了该制度在我国近十年的发展模式,期望能对该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有整体的认识。第二部分论述了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运行弊病。该章节梳理分析了我国现有的关于该制度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规定的不足予以概括总结,其主要体现在该制度不能反映出家庭监护的具体情况、没有设置强制报告标准、报告事由不全面、方式和时限未细化以及相关的责任制度不完善。第三部分是针对第二部分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第四部分论述了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辅助措施。这部分内容对该制度的启动、运行以及结案回访等环节来说均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是该制度得以真正落实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内容和辅助保障措施的分析与完善,期望对实践中该制度的进一步落实提供一些建议,从而有助于更加全面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