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辩证的。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加强全球经济合作,巩固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还要关注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体认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十九大有关“新时代”的判断及其推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重要矛盾,各国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异见甚至冲突可能是危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现实更迫切的学术问题。本文所关切的,正在于通过挖掘各种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中的“和谐”成分来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文化建设的价值及其路径。在中西文化发展长河中,和谐问题都是一个源远流长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早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中西先哲们就已经开始讨论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主要是通过“和”的理念进行阐发,并在“天人合一”命题下实现了儒道主流文化对和谐思想的交汇,共同形成了带有中国自身特点的和谐文化。并在艺术、政治等多个领域产生影响,使得中国文化和艺术史上,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生动地体现了“和”的精神。至于政治治理上的和谐体现,则一直持续到近代孙中山等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中;在古希腊,对和谐的早期论述主要来自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自然哲学,在对自然宇宙对象的探索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和谐理论。后来经过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的进一步发展,使和谐思想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神学统治之后,借助“人”的崛起,西方和谐思想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全面弘扬人的理性的道路上继续谱写了西方和谐文化的新篇章。因此,从中西和谐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西方都有着对和谐的共同追求。除此之外,中西对和谐自身的概念理解上,也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两者都认为,和谐是多样性之间的平衡与统一,以及和谐代表着秩序。因此,和谐的前提是有差异的事物,使和谐的过程就需要各构成物遵循一定的次序,固守相应的位置。然而,在这些相似性的背后,不能忽视对两者差异性的考察。最为显著的一点差异就是,中国古代和谐思想与政治之间一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对“和”的阐述总是以政治为最终指向,“天人合一”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构建符合封建等级秩序的礼制宗法社会。和谐的最终实现需要通过不断地践行道德,进而由内圣开外王,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走的是一条转向人自身的修身成圣之路;而西方传统和谐思想在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对数学比例的符合,认为和谐的产生依赖于精准严格的比例关系,这在西方的绘画以及雕塑中体现地尤其明显,艺术中的和谐美就是以符合比例为前提。可见,西方和谐文化走的是一条转向人之外的探索求真之路。中西和谐文化的这一差异,其实就是道德与科学的差异,中国和谐思想注重道德的“求善”性,西方和谐思想注重科学的“求真”性。道德与科学的差异,从本质上讲,体现的又是中西方在主客关系上的不同认知。中西方都追求主客之间的和谐一致,但是中国强调以人去适应天,西方则强调人去征服自然。中西对主客认知的不同,一方面是由于中西方的社会现实基础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中西方受宗教神话等的影响不同。通过对中西和谐文化共性与差异的考察,可以从正反两方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文化角度的启示。首先,中西方对和谐精神的共同追求,使其成为命运共同体在各国得以顺利施行的文化纽带;其次,从中西方和谐文化的差异可知,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对主体过分压抑,而西方则对理性过度高扬,这两种情形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都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极力避免,在确保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同时,也需兼顾个体的幸福,两者并行不悖。与此同时,理性的弘扬不能脱离相应的束缚,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开展各文化间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努力消除理性思维模式下主体对客体强烈的征服欲,维护文化多样性,共建和谐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