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法解释学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等研究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建立独立于现行知识产权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殊保护制度，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各方利益。　　 随着世界性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世界性经济结构转型，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赋予了较强的经济属性。由于经济实力和科技手段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和传统社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当利用的案例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和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各国际组织和各国都在探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在探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模式上取得了很多进展，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本文通过分析各国际组织、各国和地区以及学者们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达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创新性地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实质不可分割的传统文化表达、传统知识和传统标记三个部分，其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的广义传统知识概念完全一致。　　 人权理论的发展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形成和传播。本文通过研究人类共同遗产权、文化人权和生态环境权等第三代人权理念的含义和沿革，认为人类共同遗产权体现对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的尊重；文化人权原则是人权领域的发展分支，文化多样性保护本质是与人权不能分离的道德必需；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到生态系统中人与文化自然的生态关系，也是生态环境法所关注的重要权利和保护的独特资源。　　 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权利不仅有法理依据，同时也有现实需要。本文通过分析和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利益分配的不公正现象，提出应该创设法律以实现公平的利益分配秩序。创设法律应充分考虑公共领域的合理性，既不能因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妨碍社会进步，也不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过程中伤害传统社群的利益，对此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管理，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不同类别的保护重点和权利范围，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正确处理传统社群和原住民与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部第三人之间的关系。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已经在国际上形成共识。本文通过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和特点，以及通过其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比较，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渐进式创新的传统性知识存在，具有可知识产权性。由于技术特征和描述形式的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在学理上与因应现代知识而形成的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并不完全匹配，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冲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等法律法规的分而治之之下，难于深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有特点、共性、保护价值和保护手段，利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不足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权利。　　 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无法系统而科学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各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开始趋向探讨利用特殊保护制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即针对特别客体设立自成体系的法律制度。本文比较分析世界各个国家相关立法后认为，建立独立于现行知识产权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殊保护制度可行且合理，可以避免就事论事和碎片式的立法方式，保证造法成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保护制度能够借助防御性保护方式，防止不当得利，实现文化传播和利益分配二者之间的平衡。　　 我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虽然政府很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力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重视传承人的认定，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权利缺失，民间和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呈现冷热不均的状态。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应创设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共同实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并创新性提出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和主要内容。　　 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分析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弘扬和传承的社群、组织和个人。本文在深入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公开性、获利可能性、文化识别性、地域依附性、复制可能性、人类公益性方面，分析其与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适应性，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内容应包括注册权、使用权、来源地披露权、尊重文化尊严权、事先告知同意权、利益分享权、阻止剽窃权等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