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通信使是朝鲜国王向日本派遣的官方正式使节团,江户时代自庆长十二年(1607)到文化八年(1811)两百年间,朝鲜通信使团共访日12次。在此期间,两国学者均运用汉字笔谈的方式在当地留下了文献资源,是研究当时朝鲜与日本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18世纪更是日朝笔谈集聚精华的时代,各种笔谈资料不仅内容丰富、数量浩繁,而且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医学史料研究价值。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其全面系统的研究甚少,仍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本论文采用史料考证法、归纳总结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重点对18世纪的18部日朝笔谈文献进行了确认和整理,在深入探讨笔谈的产生背景及文献概况基础上,认真发掘、分析与医学相关的对答史料,客观地考察当时日朝学者在医籍、药材、疾病诊疗、医药馈赠等4个方面各自的医学特点,以及在中医学知识体系下的吸收、继承和发展情况。此研究对于探寻18世纪日朝医学的交流,以及中医学对东亚医学的传播、发展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1.18世纪朝鲜通信使研究朝鲜通信使是朝鲜国王向日本派遣的外交使团,在出使过程中携带国书和礼单,履行拜谒幕府将军之职。18世纪,自日本正德元年至明和元年(1711-1764),朝鲜国王曾先后4次派遣朝鲜通信使团前往日本,祝贺日本将军袭位及履行外交任务。使节团人数约达400-500人,成员分为上官、次官、中官、下官四个等级,多由三使、堂上译官、上判事、制述官、上判事、制述官、医官、船将、小通词、格军等组成。在选拔方面,主要选择博学多采、熟识汉语且擅长诗文书写者担当使者。他们从汉城出发,过釜山,入对马府,后经瀬戸内海,航行入大阪登陆,随后依次经过京都、森山、彦根、大垣、名古屋、岡崎、吉田、滨松、掛川、藤枝、江尻、三岛、小田原、藤沢、神奈川,最终到达江户,路程长约为4664里。通信使往返一次前后约需8个月,赴日行程中如遇突发情况,时有滞留日本的情况发生。他们抵达江户后,接受了幕府将军的接见、参加政府准备的宴请并互赠礼物等活动。行使任务完成后,便择日返程。2.18世纪日朝笔谈文献概述"笔谈"即指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通过书写文字进行沟通,是东亚地区特有的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交际方式。18世纪,朝鲜通信使团一行在江户本誓寺、本愿寺等地停留休整期间,采用汉字笔谈的方式,和日本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学术问答和诗文唱和活动。更令人欣喜的是,双方进行医学方面的笔谈后,日本医家多将笔谈文字整理保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史料。就本研究限定的18部日朝笔谈而言,其记载的医学相关内容篇幅长短不一,长则数百字,短则几十字。经笔者初步统计,从上述笔谈中共辑录出98条医学史料,字数共23797字。以内容为据,笔谈文献可分为医籍、药材、疾病诊疗、医药馈赠等4个方面。各类医学史料在笔谈中以条列的形式记录,一般一条记录一个话题,但一条记录多个话题的情况亦多有发生。3.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问答人物史料参与18世纪日朝笔谈医学对话的主要人物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朝鲜通信使,涵盖朝鲜制述官、书记官、医官等阶层。分别为肃宗三十七年(1711)赴日通信使良医奇斗文、肃宗四十五年(1719)赴日通信使良医权道,以及医员白兴诠和金光泗、英祖二十四年(1748)赴日通信使制述官朴敬行、书记官李命启、良医赵崇寿和医员赵德柞、英祖四十年(1764)赴日通信使制述官南玉、良医李佐国等10位成员。二为日本学者,涵盖日本医官、各地医者、儒臣等阶层。其中,直海元周、樋口道与、橘元勳、野吕元丈、河村春恒、菅道伯夷长、丹羽贞机、山口安斋、山田正珍、坂上善之、松本兴长为日本医官。北尾春圃、加藤谦斋、北尾春伦、饭田玄机、饭田隆庆、百田安宅、田中常悦为各地医者,河桃圃为儒臣。日朝双方交流中,日本学者多掌握了提问的主导权,朝鲜良医赵崇寿进行的笔谈问答内容最多。两国儒臣在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交流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籍史料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籍交流主要通过两国学者的医籍内容问答、医籍赠予、医籍序跋求取等方式来实现。首先,双方围绕《黄帝内经素问》、《黄帝针经》、《黄帝八十一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奚囊便方》、《东医宝鉴》等7部中朝医籍,对刊刻流传、文献辨伪、注释、药材等医学知识进行了大量探讨交涉。然后,双方对中国医籍的求购、获赠、借抄等活动颇具积极性和主动性。主要就《伤寒论》、《外台秘要》、《诸病源候论》、《万病回春》、《本经逢源》等5部中国医籍展开了上述探讨及实践。最后,18世纪日朝学者进行了《心下虚实论》、《庶物类纂》、《骨度辨误》等日本医籍的题赠序跋往来互动,不仅为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国际友情,更为日本和朝鲜医药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发展做出了贡献。5.18世纪日朝笔谈的药材史料18世纪,日朝学者进行药材知识问答交流中,有关药材的认知鉴别、栽培应用、修治贮藏等三个方面是双方关注的焦点。在药材认知鉴别方面,共探讨了70余种药材的名称、产地、形状、味道、品种优劣比较、实物展示等内容。在药材栽培应用方面,讨论了人参、雀舌、沙参等药材的栽培技术和临床应用功效情况。在药材修之贮藏方面,主要对人参、厚朴的加工修治、贮藏储存方法进行了问答。日朝学者在中国本草医籍方面有较为深厚的底蕴,他们在笔谈对话中对其运用灵活,述论得当。日本医家在研习过程将广泛阅读文献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注重药材的实用性,他们向朝鲜医家求教时,多有求真务实的学风,并侧重于对知识的文字记录和整理。而朝鲜医家对本国道地药材的名实考辨、以及药材的加工和栽培等方面的关注程度不及临床运用,但他们敢于承认自身不足,态度真实诚恳。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人参的问答是日朝双方交流间尤为突出的话题,这一记录是18世纪日本和朝鲜医家对人参交流探讨的缩影,可为进一步研究日朝药物交流史提供新的参考。6.18世纪日朝笔谈的疾病诊疗史料整理18世纪日朝笔谈的疾病诊疗史料,初步统计记录的日朝两国疾病共有24种。包括朝鲜通信使疾病9种、日本民众疾病15种。共涵盖内科9种、皮肤科1种、传染科6种、儿科6种、口腔科2种等。笔谈中,当朝鲜通信使病患求助医者时,他们可能会请求朝方随行医官,也可能邀请笔谈交流中的日本医官、各地医士等为其治疗。而在日本方面,除了一些和朝鲜医官请教疾病治法的医家外,以患者为身份的日本医家也不时在笔谈中被提及。双方在交流过程中,日本医家多向朝鲜医家询问疑难疾病的治疗良方,十分重视对临床疾病的观察,有扎实的医学基础。朝鲜医家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某些疾病的判断、辨证论治方面比日本医家略胜一筹,同时还注重对传染疾病的防疫,以及小儿疳疾的预防等内容。双方采用了方药、食疗、外敷法和洗法、膏贴、针灸等多种诊疗手段配合治疗。尤其在疾病治疗的处方方面,多见两国医家对中国方剂的吸收借鉴,基本可做到根据病人体质、病情发展等分阶段遣方用药。且少见朝鲜的自创方或简便验方。7.18世纪日朝笔谈的朝鲜医药馈赠史料18世纪朝鲜通信使交流中,日朝学者除了积极地进行笔谈学术问答之外,双方还充分利用礼物馈赠等形式进行往来互动。其中,朝鲜学者以腊药、药材、药食、针具等本国医药为主的礼品馈赠在笔谈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些朝鲜医药用品疗效可观、使用便捷,制作精美,不仅是朝鲜使者行使途中的必备之良药,又是对外交流馈赠之佳品。双方通过药物馈赠的方式,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也使一些源自中国的医药用品成为双方沟通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知识的对外传播。8.讨论与启示笔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发现,18世纪日朝学者进行医学对答交流中虽加入了自身的研究特点和创新性成果,但其理论体系仍未脱离中医知识的基本架构。因此,本章重点从笔谈的医籍、本草、临床诊疗三个方面入手,探索18世纪中国医学对日本和朝鲜医学的影响。这一研究不仅可对当时中国医学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影响作出的合理总结和评价,也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传统医学的现代研究、国际交流和合作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9.结论①18世纪日本和朝鲜的外事活动主要通过朝鲜通信使赴日这一途径实现的,为两国的政治、文化等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②18世纪,在日本的积极参与下,朝鲜通信使通过汉字笔谈方式进行了医籍、药材、疾病诊疗、医药馈赠等方面的医学交流。上述内容在笔谈中分布广泛且零散,有不同主题在同一对话被论述、同一主题在不同对话被论述等状况存在。③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问答中,由政府派遣的25位日朝医官为主要的交流对象,多有一定知名度,可以代表18世纪日本和朝鲜的最高医学水平。④大量中医著作在18世纪前已流传到日本和朝鲜。笔谈中两国医家围绕11部中国医籍进行了答疑解惑、互通有无活动。除中医书籍外,日本医家亦对朝鲜《东医宝鉴》有深入研究,并主动向朝方开展了 3部本土医籍的序跋求取活动。⑤18世纪,日朝医家多参照中国本草著作记载来认识和使用药物,具有深厚的本草学功底。笔谈中双方共探讨了 70余种药材,日本医家多重视药材的各方面研究,而朝鲜医家对药材知识的关注程度不及临床运用,有医药分家之趋势。⑥18世纪,日朝医家在临床运用上对源自中国的医学理论广泛涉猎,精通掌握,应用灵活。笔谈中记录了 24种日朝难治病及常见病,涉及内、儿、传染、皮肤、口腔等各科。日本医家急于获得求治难治疾病的知识,多得到朝方的详细解释。朝鲜医家对于某些疾病的判断、辨证论治方面比日本医家略胜一筹。⑦18世纪,朝鲜通信使将具有民族特色的腊药、药材、药食、针具等4种医药品作为礼物馈赠的行为,成为日朝双方构建互为友好关系、促进医药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途径。⑧18世纪日朝笔谈中,日本和朝鲜在医籍、药材、疾病治疗、医药馈赠等医学方面的交流和影响是相互的。在此关系中,日本方面无疑获益更大。⑨18世纪日朝笔谈真实而客观地展现了日本和朝鲜对中医的吸收、消化、发展的概况,可为中医在当今世界的研究和交流等方面提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