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关男性相奸之立法经历了“隔靴搔痒”到“正面回应”的过程。男性相奸作为一种特殊的性犯罪,受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制约。在清以前,各朝代并无成体系的法律对此问题加以规制。唐宋时期仅有针对嫖宿男娼的非普适性立法;明朝时期虽已明确将男性相奸行为认定为犯罪,但立法相当简陋,无法涵盖男性相奸之全部情形。直至清代,才有明确的、成体系的法律条文对男性相奸行为进行规制。从清代法律的直接规制上看,依据行为模式的不同,犯奸者的行为可被定性为强奸、鸡奸、和奸等,且有关法律十分详细;从清代法律的间接规制上看,《大清律例》中对于男性相奸没有直接法律规制的,可比照谋杀、故杀、斗殴等律条定罪量刑。在清代,男性相奸案根据犯罪主体和情节的不同,可分为一般类案（男子拒奸杀人、容留买奸）与特殊类案（儒师、僧道鸡奸、官僚贵族犯奸、优伶戏子涉奸、幼少年被奸）。清代司法官员在处置个案时会受加害者身份、被害者年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个案同罪异判的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可得出结论:在清代男性相奸案中,立法者会根据加害者与被侵害人身份、地位、年龄等予以不同评价。由此可见,清代严厉打击男性相奸行为,并已有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且清代法律规制十分注重保护男性未成年人。同时,清代法律明确把男性与女性并列为奸罪的犯罪对象,而现代刑法对于男性性权利的保护是弱于女性的,男性不在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之列。因此现代立法者可以古鉴今,从清代立法中汲取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