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主要任务，改善民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而增加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与提高居民持续创造创造财富的能力则是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小康社会要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而目前限制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此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样要求国家经济要健康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努力提高与积累人力资本以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成为了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主要方式。“亚洲四小龙”以及日本曾经正是凭着政府大规模教育投入助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加大教育投资，提高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是教育，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具有较强正外部性，政府扮演着主要供给角色，特别是基础教育。此外，教育除了政府投资以外，另一个主体则是私人，私人的教育投资反映到家庭层面上则是家庭教育投资。根据永久收入假说理论以及生命周期理论，居民家庭会把财富或者收入平滑分配到整个生命每个阶段中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家庭财富会影响家庭消费情况。目前，在我国居民家庭中，子女教育支出是家庭教育支出最核心的部分，子女教育支出在短期内属于消费型支出，而从长期来看则属于投资性支出，因此家庭财富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家庭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与金融资产构成，然而，固定资产是居民家庭资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占家庭总资产比例85%（陈斌开、李涛，2012）。住房资产作为固定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数据显示，2013、2015年中国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是62.3%、65.3%；2016年由于股市的低迷，该比例上升到68.8%。此外，住宅商品房的价格持续上涨，投资者的炒房行为以及居民购房行为成为财富分配的另一种方式，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增大了两极分化，以致居民“谈房色变”。由于住房财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居民家庭的财富状况，所以房产财富变动状况对居民教育投资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一直以来，我国居民对消费的需求不足，而偏向于储蓄与投资，促使居民家庭存在较大规模的金融资产。由于金融资产与住房资产在属性上存在差异，两者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对两者进行区分。政府教育支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师生比作为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宏观因素，而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投资可能会产生“挤入效应”或者“挤出效应”，而且两种效应也存在强弱上的差异，因此纳入研究框架内是有积极意义。　　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下面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结合研究主题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还分析本文的研究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第二部分是主要对本文相关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其中包括公共品理论、教育产品供给的有效性、消费理论、效应理论；第三部分结合相关数据对我国政府与家庭教育投资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经过分析发现我国政府教育投资在规模上存在不足的问题，而且投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是本文核心部分，主要利用面板数据的特点，并结合研究的问题采用FD(first difference)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建议部分，主要对第四部分内容进行总结与分析，得出结论，然后结合政府教育支出以及家庭教育投资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可行性建议。　　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对本文的写作背景进行了梳理，在摘要的开始也进行详细的描述，在此不再赘述。其次，对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其中包括家庭收入、政府教育支出、信贷约束、家庭资产以及其他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特别是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大多数文献认为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存在挤入效应，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这一现象更为突出。当家庭收入不足支撑家庭支出时，特别是突发事件导致家庭支出急剧增加，这就涉及居民家庭借贷行为。相关文献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广泛存在家庭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教育支出行为。　　本文第二部分对相关的理论进行详细的论述，主要包括公共品理论、教育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分析、消费理论、效应理论。首先，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其消费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是基于教育很强的正外部性，根据公共选择，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由政府进行提供，特别是基础性教育更需要政府来进行提供。然而，由于教育这一公共物品消费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具有私人物品的属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私人参与进来，如果那一方缺位，都不可能使教育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Panchamukhi，1989)1；除非政府与家庭的教育相互匹配，否则我们只能看到空荡荡或者是很拥挤的教室（Majumdar，1983）2，因此对教育供给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述。其次，对影响居民家庭的教育投资的消费者理论进行了论述，由于对子女教育投资在长期内属于投资性支出，而在短期内则属于消费性支出，因此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在一定的程度上受消费者理论中的相关因素的影响。最后，对效应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本文的第三部分对政府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投资的现状进行分析。在对政府教育支出现状分析时，首先对全国教育支出规模进行了分析，经分析发现我国在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但是自2012年以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增长速度较慢，总体保持占 GDP在4.2%左右；还发现各层次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目前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偏高，而基础教育投资规模不足，相比OECD国家的教育支出的平均规模以及支出结构，我国教育支出规模还有待提高而且支出结构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其次，对我国各个地区教育支出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是各地区的教育支出极不平衡，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的教育支出规模较大，教育资源相对中西部地区要丰富，而中西部的贵州、河南、广西等地区教育资源比较匮乏，需增加教育支出规模。　　对家庭教育投资现状分析主要是利用 CFPS数据，首先对居民家庭收入进行了统计，其结论为近年来居民家庭收入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低收入人群比例减少，高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居民增加，特别是中等收入居民比例增长明显。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家庭教育投资也呈现增加的趋势，特别是高收入人群，这一现象更为明显。然后，对 CFPS调查问卷中的个人问卷中的少儿问卷以及成人问卷中涉及个人教育支出情况进行详细研究。研究发现，个人的教育支出随着教育层次的上升而增加，但是学前教育除外，学前教育支出平均水平比基础教育高，甚至比初中教育高，主要是因为学前教育不属于我国的九年制义务制教育，政府教育支出规模小，而居民家庭受传统观念——不让孩子输在起点上的影响，导致家庭学前教育支出水平普遍较高。另外，在同层次教育中，城镇学生的花费相比乡村学生的花费要高，但这一差异在高中阶段体现得并不明显，而且男生与女生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是很明显，这说明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得到极大的弱化。　　本文的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部分，首先是对计量模型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根据永久收入假说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收入以及家庭资产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基本的因素。家庭资产主要包括固定资产与金融资产，住房资产作为固定资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他固定资产数量较多且价值相对房产价值较低，因此利用住房资产来代表整个固定资产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由于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固有属性不一样，两者对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也可能存在不同，因此需要对两者进行区分。在计量模型设置中，本文设置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静态模型主要是考察在一个截面上相关因素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而动态模型则是考虑相关自变量的波动对因变量的影响，与本文研究的家庭财富波动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具有一致性。然后结合CFPS数据进行回归，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阐述。　　本文的第五部分，主要对第四部分得到的结论进行详细的论述，并结合相关结论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研究发现，住房资产、金融资产以及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城镇家庭样本，住房财富、金融财富以及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弹性系数为正，而在乡村则不显著。最后，提出主要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政府教育支出规模应根据教育需求来进行决策，不能仅仅依靠宏观政策的导向来进行决策，而且其支出要具有可持续性。其次，增加教育支出规模，优化配置各地区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是优化各层次教育的投资规模，促使政府教育投资公平化、科学化、效率化。最后，居民家庭应重视个人教育，适度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各区域应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居民收入与财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