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拉比法庭是犹太人的宗教法庭,同时也是以色列司法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根据犹太律法——哈拉哈对犹太人结婚、离婚和个人身份事项具有专属管辖权。早在摩西时代,犹太人就有了较为高水准的律法实践。圣殿时期,犹太人司法制度逐渐成熟。至第二圣殿被毁,拉比法庭随着拉比犹太教的发展而出现。在整个大流散时期,拉比法庭一般指具有司法自治权的犹太社区内部宗教法庭,巴勒斯坦地区的拉比法庭经过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和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长时间改造逐渐形成近代以色列拉比法庭的雏形。到了独立时期,以色列作为一个即将成立的世俗民主国家,拉比法庭的存留问题成为了宗教和世俗的重要矛盾之一。最终以戴维·本-古里安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达成《现状协定》,拉比法庭被默认纳入即将成立国家的司法体系之中。以色列独立以后,延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政府当局对拉比法庭的政策,拉比法庭被纳入现代以色列司法体系并隶属于司法部。随后宗教当局制定了完备的宗教法庭体系,在全国各个重要城市设置13个拉比法庭,其最高宗教上诉机构是最高拉比院。拉比法庭法官由犹太教拉比担任,拉比法官同时也是国家公务员。最高拉比院由阿什肯纳兹首席拉比和赛法迪首席拉比共同领导,处理宗教事务和涉及拉比法庭司法管辖范围内的司法问题。历史的渊源决定了犹太教在以色列具有特殊的地位,由于犹太律法长期规范着犹太人的习俗、信仰和日常生活。因此,拉比法庭作为犹太教的司法机构,其律法实践对以色列司法制度、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拉比法庭被纳入以色列现代司法体系,因其不同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宗教法与世俗法在司法制度上的冲突,最终致使成文宪法的流产。其次拉比法庭对犹太人婚姻和个人身份事项的司法专断不符合世俗犹太人的生活需求,引发拉比法庭与世俗犹太人在社会生活方面中的冲突。最后,拉比法庭对司法权的争夺引发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冲突。拉比法庭在以色列所引发的各方面的冲突,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难题。以色列独立后,随着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以色列社会逐渐世俗化,世俗犹太人对拉比法庭的司法裁决愈加不满。1969年沙利特案件引发的“谁是犹太人”问题从根本上挑战了拉比法庭的司法权。虽然最高法院的裁决最终被议会压制下去,但这起案件正式拉开了以司法权争夺为核心的“文化战争”的序幕。1977年随着以色列议会的政治巨变,使得宗教党派的政治地位得到明显加强,拉比法庭政治诉求也随之愈加强烈,导致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至80年代,随着以色列社会运动蓬勃发展,最高法院借助社会运动的力量于1988年以妇女平等为依据成功挑战了拉比法庭司法权威。尽管最高法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拉比法庭所以发的政教问题。最高法院和拉比法庭在婚姻问题和个人身份事项问题上产生的冲突仍有增无减。为缓解拉比法庭和最高法院长期对峙而引发的复杂政教问题,政府当局和宗教当局都为拉比法庭融入以色列而做出了可能的尝试。拉比法庭进入以色列国家体制之内利弊兼备,它以司法裁决犹太人结婚、离婚和个人身份事项等方式维系了以色列犹太人的犹太身份属性,它是维护犹太人民族的精神纽带之一,有利于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同和犹太传统的继承。但拉比法庭一成不变的裁决标准早已不符合以色列现代化的特征,这对愈加世俗化的以色列是一种政治束缚,它不仅引起世俗犹太人对宗教传统的质疑,而且引发错综复杂的政教问题。因此,拉比法庭的未来的道路应当主动的适应逐渐现代化的以色列,通过新一代的年轻拉比对哈拉哈的重新诠释,使得拉比法庭更富有时代气息,突出拉比法庭的文化价值,毕竟“犹太民族家园”并不是神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