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基于文化符号学与叙事学角度，探研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及文化表征意义。研究的基本理路，是从中发现“城市”与“乡村”，到文学的“城市”与“乡村”是由语言符号所构建，再到探究“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从中离析出“城—乡”的符号结构功能与文化意蕴功能。以“城”与“乡”为文化结构符号，探究其中所表征的文化结构意义、时空结构意义、视角结构意义、修辞结构意义、性别结构表征意义、情感结构意义等，进而厘定出“城”与“乡”所指代的一系列话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符号意识形态之争、符号性别表征、空间归属于文化身份等差、城乡游走与家园梦寻等。肇始于20世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揭开了文学地图上“城—乡”符号结构叙事的历史帷幕，此乃研究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文化内涵的逻辑起点。　　 第一章，汲取20世纪中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两个始基性的文化符号，界定出“城市”与“乡村”的文学想像特性与文化符号功能特征，进而界定出“城市”与“乡村”所表征的文化差异性、冲突性、变异性及真实性问题。在文学活动“作者—世界—文本——读者”的叙事“四要素”中，探析“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表达、指涉、结构、交流与认知功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实质是文学构想的文化意象符号，内中潜藏的则是文化符号所表征的文化观念世界。　　 第二章，基于社会转型、城市功能、文化观念的“反转”、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作家“城市”审美经验等角度，从文化符号的“中心”与“边缘”、“时间”与“空间”、“过去”与“现在”三个维度，探讨文学“城市”与“乡村”的符号时空与书写格局，以“城”与“乡”作为结构性文化功能符号，离析出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叙事者文化心灵矛盾以及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意义。　　 第三章，就文学的“城”与“乡”的符号结构关系来说，“城”与“乡”是一种文学叙事的视角结构与文化意义生成问题。自“五四”时期“乡土文学”以来，文学的自“西”看“中”与由“城”望“乡”，突破了乡土中国“城乡一体”的混沌状态，在“城—乡”视角的结构与解构中，促发了两大文化空间的视阈性比较。由“城”望“乡”的“乡村”书写，“城市视角”是潜在的“实”；而“民间视角”、“反启蒙视角”、“反城市视角”虽为表面的“实”，但却是真实的“虚”。90年代以来，文学的“城市”构想与书写，在“新生代”作家那里，源于社会转型与作家城市审美经验习得，文学的“城市”书写与文化意义始具“本体”地位，表征着城市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确立甚至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第四章，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叙事修辞，基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乡土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型，乡村“他者”的“城市”叙事常被冠以“罪恶”、“怪物”、“迷宫”等修辞性叙事；90年代以来商业文化与都市文化语境的根植，“金钱”、“情欲”与“物欲”成为“都市文学”叙事修辞的基本题旨，“欲望化”都市意象升腾于文学文本之中。论文基于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商业化的社会发展，从道德与情感、道德与理性、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解读视阈中，探析“都市文学”的“都市”精神面影。　　 第五章，基于“城市”与“乡村”的文学叙事修辞，作家“乡下人”、“我是农民”、“乡村之子”文化身份的宣称，实质是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出于文化身份“安全感”与“崇高感”之需，“乡村”与“土地”是其文化身份“征用”的文化符号；但又在“文化启蒙”、“国民性批判”、“文化批判”中陷入文化身份“跌落”的“虚妄”境地。在“恋土”与“恋乡”两种情结中，有“知识分子的”与“农民的”两种，前者重“审美”，后者重“功利”，在“能表述”与“被表述”之间，其实是话语权的分殊。在对“乡村”与“土地”文学构想中，基于“城乡二元”社会状态与数以亿万计农民工“向城求生”的社会现实，解构了“乡村”的“童话”与“诗化”的既有修辞性叙事策略。　　 第六章，从“乡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发展，意味着传统“乡村—村落”的解体过程。在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等维度上，文学的“城”与“乡”叙述，从符号结构的性别表征上来说，“城市”具有“父权”指代的文化符号功能，而“乡村”则显现出“母性”的文化符号指代功能；90年代以来，“都市里的农家女”的“身体”修辞，隐喻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等级结构状态。　　 第七章，文学“城——乡”符号的情感结构编码，无论在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阶段，经由现代“乡土文学”、“京派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后寻根文学”(或“后知青文学”)、城市化语境中“乡村—自然”文学构想，出现了“母题”性“城—乡”符号互立的情感结构编码模式，皆将“家园”安置在了“乡村”自然、山水、村庄，甚至“野地”、“荒野”上，“乡村”成为能指的“家园”符号的指代。这其中，既有文化心理上的乡土根植与城市梦魇，又有基于现实与心灵需求的“城—乡”互为“乌托邦”的符号编码。不过，基于“乡村—家园”的语言符号编码，对“乡村—家园”的追求也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