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从文化学的视角出发,选取“疾病”作为研究关键词,以本恩(Gottfried Benn)、卡夫卡(Franz Kafka)、迪伦马特(Friedrich Durrenmatt)和贝恩哈德(Thomas Bernhard)为例,探讨文学与医学、疾病和现代性的交互关系。分析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现代文学如何将疾病诗学化?在此过程中又怎样偏离了歌德意义上“健康的”古典传统、令自身“病态化”?停尸房是表现主义的常见素材,是衰败的极致体现。本恩的同名诗集在作者的一次解剖课后一气呵成。平静的叙述带来不平静的震撼感受。本恩医者和文人的双重身份(Medizyniker)让他的作品一方面美化了现实中丑陋的病痛和死伤；另一方面,因对丑陋病态的浓墨重彩,他公然站在市民美学的反面,其早期作品也备受争议。论文选取了《停尸房》(Morgue,1912)中的三首诗作进行细读。《男人女人走过癌症病房》(Mann und Frau gehn durch die Krebsbaracke)讲述了疾病事件所产生的对立,《小紫菀花》(Kleine Aster)和《美丽青春》(Schone Jugend)再现了诗人的医学目视及其生死的轮回观。丑陋的病态不仅带来木雅明(Walter Benjamin)上的“震惊”(Schock)效果,还是批判的武器,被用来颠覆传统和自诩美好、安康的父权。除指出时代匿名和冷漠的病症之外,本恩通过关注他者和美化现实的诗歌创作缓解了自己作为城市医者的现实痛楚。如果说本恩对病痛和死亡的描述还主要停留在身体阶段,其诗歌是对病痛的美化,那么卡夫卡笔下的疾病则增加了隐喻的编码。论文以《一个乡村医生》(Ein Landarzt,1918)和《变形记》(Die Verwandlung,1915)为例,从两个方面谈卡氏(kafkaesk)疾病的隐喻。病偏离了正常,分裂了个体,描绘出一种不和谐的冲突状态,生发出对本体论永恒真理和对自我的怀疑。乡村医生和男孩儿被家人并列置于病榻之上,二人的“病”是无法融入集体的边缘人的生存体验,是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意义上“致死的疾病”(Krankheit zum Tode),体现的是权力的匮乏和现代人的存在彷徨。主体分裂成了为他的义务和自为的意愿,分裂的不可调和导致绝望。格里高尔(Gregor Samsa)的变形过程即由安转恙的生病过程,代表了对正常的偏离,被社会增添了经济亏欠和道德下降的维度。但对当事人而言,变形是身体的主动出击,是身体先于精神的觉醒,变动物体现了身体对实用性思想的反抗,是对把身体当作机器的劳动力剥削的拒斥。卡夫卡笔下的疾病隐喻体现了二十世纪初现代人和规训权力间的不和谐,病的国度和外部权力泾渭分明,而在迪伦马特的戏剧中,最疯狂的就是权力本身。《物理学家》(Die Physiker,1962)中的装病类似于低等动植物的拟态(Mimikry),是出于为不被淘汰而模仿环境、维持生存的无奈之举。个体的病在此体现了环境的病,病为生提供了可能。代表权力的女院长不仅规训着疯癫,她自己才是真正的疯子。如果说本恩和卡夫卡分别用审丑的诗歌和卡氏的荒诞与绝望背离了古典的文学传统、践行了疾病的偏离特点,那么迪氏戏仿的颠覆不仅体现在角色与既定身份之间的偏离、反侦探小说和悲喜剧这三个方面,可怖而可笑的怪诞和突如其来的偶然构成了迪氏戏剧中“不能再坏的转弯”(die schlimmstmogliche Wende),这是向单向道的进步论发起的致命猛击。如果说迪氏笔下的人物对病还保持着贬低的态度,那么在贝恩哈德的小说《寒冻》(Frost,1963)中,病和痛均被挖掘出积极的意义。画家的病使其敏感,痛促进反思。对病痛的关注矫正了实习医生先在的偏见,增加了他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迷信理性的村民麻痹身体、忽略精神,因为感受不到痛,所以无法认识到启蒙的辩证危机。病痛的经历化作一种谈资,病人成为本雅明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der Erzahler)。在贝氏的“哲学笑艺术”(philosophisches Lachprogramm)中,阴暗的病痛发出了最爽朗的笑声。如果说本恩是借由医者的叙述、诗歌的形式和美好的意象美化了丑陋的病痛,那么贝氏则是借由患者的叙述视角夸张并极端化了病痛。这种写作手法不仅颂扬了病痛的积极作用,更将评判安恙的话语权交还给了个体。论文从以下三个角度呈现了疾病和德语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首先,分析文本分别呈现了什么病,是如何呈现的——这是现代文学对疾病的诗学化；其次,四位现代作家的文风践行了疾病的偏离特点,突破了古典样式——这是现代文学较之于传统的“病态化”；再次,作品中的“病”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病”和时代“病”的关切,文学创作缓解了作为医者或患者的作者的现实痛苦——这是现代文学针对现代“病”所提出的复健方案。病痛在二十世纪的德语语言文学中大放异彩。它从身体层面而来,化身为桑塔格(Susan Sontag)意义上的“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代表了缄默的弱者或反抗的勇者。病既是不可控的异质,也是独特的个性,既是被刻意隐藏的秘密,也是值得炫耀的资本。论文所涉及的四位作家通过对疾病的诗学化,不仅突出了其分裂、生成、偶然和刺激等特色,更运用表现主义的审丑、卡氏的悖论、迪氏的戏仿和贝氏的极端等创作手法实现了艺术的创新。对疾病的述行彰显了文学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