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及其善恶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乃至西方哲学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重要哲学课题。早在公元前四、五百年,孔子第一个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论断,开创了人性研究的先河。而在此之后,西方哲学家柏拉图也从法律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人性论方面的问题。其后各个领域的思想家也都绕进了人性论研究的围城之中,可是由于他们的逻辑起点、生活环境、观念意识、观察角度等的不同,使得人性问题呈现出流派纷呈、各执一辞、论争不绝的景况。再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是理论本身的晦涩,在每一种人性学说中不免会有许多灰色的、不清晰的观点,而如果把这些观点搁置起来不加以重新探索,必然会产生愈来愈多的误解和纷争。本文选取先秦最后一位思想家,也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人性思想作为研究课题,旨在澄清历史,复原韩非子本人及其思想的本来面目。笔者认为韩非子之所以冷眼观察人性,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那个时代更有效地实现天下大治。他敢于正视现实的残忍和人性的冷暖,说出众生不愿说甚至逃避的真相,实为难能可贵。长期以来,韩非子的思想包括法家思想遭到冷遇,人们羞于去研究,即使偶有人研究,大多也是拘泥于学派偏见,不能公正的对待他。然而纵观历史,韩非子的思想在促成中华民族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势必要求我们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重新看待他和评判他。本文试图对学界颇有争议的关于韩非子的人性学说,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意在驳斥一直以来多数学者对韩非子做“性恶论”者的判断,进而阐明韩非子人性学说并非荀子“性恶论”的延续,亦非法家自私自利人性说的简单翻版。韩非子只是在继承荀子从现实经验视角观察人性的同时,综合继承前期法家关于人性的思想,进一步看到人自利自为的本性表现,但他立足现实洞悉人性,并非为了判断善恶,他对人性单单作事实判断和经验描述,不掺杂任何道德和价值判断。他认为处于一个争权夺利、私欲泛滥的时代,儒家的仁义教化已达不到拯救时世的效果,而世人“皆挟自为之心”,“好利恶害”和“趋利避害”的本性已暴露无遗。在韩非看来人的这种自利自为的本性是人之常情,是人的实存状态,所以他用区别于儒家的、不言善恶的“人情”来框定,并且他以这种人人好利、人各自为的“人情”论作为其治国救世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和心理基础。文章全篇即是围绕韩非子人性学说展开了由微而著探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