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以道观人,基于道而论人性,把“人性本来如何”与“人性应该如何”两个问题置于解释的循环之中,凸显人性论“规范”的意味。《文子》论人性的重心是要在人际关系中,尤其是在具体的“君—臣—民”三层结构的政治场景中,追索使人之本性得到合宜地展开的方法。其所谓“合宜”,包含着一种开放的人性观,《文子》认为人性之本相原来就不排斥合宜的智情欲,因此之故,“养生”和“虚心”就成为“修身”不可或缺的两面。因应着这种开放的人性观,《文子》又有开放的政治观,首先,君王(也包括大臣)在“修身”和“治人”两面均不可偏废。其次,在具体的实践中,两面固然是互相成就的,但是也受到时命的局限,因而君王需要顺应时势,必要的时候不妨用“救败之治”以导民返性与导向有道之治。最后,由于治国“要在一人”,为了保证政治运转的公正和效率,既需要用广义的法度道术来引导臣民的行为,又应当在劝谕君王修身的同时,以法度道术来禁君。这一切,都是本于“道”(或者说是“道德”)的,其政治的理想也便寓于“向道之治”之中,由此,《文子》充实了道家的“无为”观和“自然”观,赋予其具体而可实践的内涵。总而言之,相比于老庄,《文子》论人性的思辨色彩让位于对实用政治的关怀,而基本上是在政治的视野中思考人性的问题,但也正因为这样,《文子》能够容纳诸家的思想,吸收诸家提出的理想和措施,共成“返性”“返世”之“道”。无论是《老子》和《庄子》都倡导的“无为”之治,还是《庄子》特别倡导的远离政治以及追求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然与自由,都因缺乏对具体可操作的普遍适用性措施之考量,而不得不拒绝实际上无法拒绝的政治,或者把政治理想寄托在遥远的从前,而《文子》却把政治理想寄托在可以想象的未来,“未来是有可能通过现在的‘救败’之治返性与返世的”,这也就肯认了当下努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