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拥有近七亿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妥善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在我国“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发展长期滞后,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城乡差异显著等矛盾依然存在,并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三农”问题的凸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公共品供给长期缺位和低效造成的。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政府必须着力解决好农村公共品供给这一农村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萨缪尔森《公共开支的纯理论》一文中的“公共物品”展开讨论,阐述了其内涵。根据公共品的不同用途对农村公共品进行了科学分类,从而引出本文分析的重点——农村生产性公共品,对生产性公共品供给优化进行了科学界定,并指出生产性公共品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在当前形势下,做好农村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可以降低成本,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事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取得了一定成效,财政支农力度加大、生产条件改善、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何改善目前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现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就农村生产性公共品而言,政府提供农村生产性公共品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此时供给实现最优。农村生产性公共品供给优化聚焦于成本-效益前提下的公共品供给最优规模水平测算,是从“量”的角度进行分析。利用2003-2010年全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增长目标下农村生产性公共品最优供给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固定资本存量、农作物播种面积和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农业就业人口的增长则会阻碍农业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条件下,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为15.57%,即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为15.57%时达到最优。目前政府存在过度干预农业生产的问题,财政支农超过15.57%的最优供给规模。针对前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并结合我国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本文从财政体制、供给决策机制、供给主体、资金筹集、供给结构多个方面对农村生产性公共品供给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文认为优化农村生产性公共品供给,必须尊重农业经济发展规律,切实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调整农村生产性公共品供给结构,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供给,以促进农村的经济繁荣,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城乡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为目标,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稳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