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面对不同的压力和负性生活事件,利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应对和处理生活中的压力和负性事件可以促进个体的心身健康水平,提高个体的人际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等。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的生活情景千变万化,面对不同的情景并不存在一种万能的应对或调节方式。在不断变化的生活情景中,个体需要根据不同压力或负性情景的需求灵活地部署和调整策略,以达到最佳的调节效果。因此情绪调节灵活性对个体适应环境和保持身心健康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近几年,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成为情绪调节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策略的调节效果在不同实验室情景中并不存在一致的调节效应,因此将特定调节策略划分为适应性或非适应策略存在一定弊端;二是大量的情绪调节研究没有考虑不同情境特征对不同策略调节效果的影响。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强调了有效地情绪调节过程依赖于不同策略与情景特征的灵活匹配,因此为情绪调节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迄今为止,由于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概念存在较大异质性和缺乏纵向研究设计,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对个体情绪健康是否具有适应性存在很大争议。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作为衡量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对其认知加工过程知之甚少,并缺乏探讨其认知过程和神经机制的实验范式。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拟开展四个研究,八个实验,旨在1)探讨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是否对个体情绪健康具有积极作用;2)基于策略-情景匹配模型开发实验范式探讨其认知神经基础;3)通过无创神经刺激技术,探讨对核心脑区的干预是否对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具有促进效应。研究一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和经验采样的方法分别探讨特质性和状态性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与情绪健康的关系。研究一整体上描述了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与个体负性情绪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二和研究三基于不同的策略-情景匹配开发两类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任务,以揭示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的认知过程和神经基础,并比较两类调节灵活性加工过程中的大脑激活模式的异同。考虑研究二和三的脑区定位研究仅能探讨脑和行为的相关关系,因此研究四通过无创神经刺激技术验证相应脑区与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任务表现的因果关系。研究一主要目的是检验特质性和状态性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对情绪健康是否具有适应性意义。实验1首先对情绪应对灵活性量表进行本土化修订,用于测量个体的特质性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结果表明该量表的一因素模型在中国样本中拟合指数更优,且具有良好的校标关联效度、信度以及重测信度。横断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不同策略使用程度的效应后,特质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仍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其中,特质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要高于其他单一策略（沉浸、认知重评等）使用习惯对焦虑情绪的预测效果。基于纵向设计的交叉滞后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特质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可以预测一年以后的特质焦虑情绪水平。实验2通过经验采样方法计算个体的策略变异性以表征在日常生活中状态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结果表明个体的状态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与问卷测量的特质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呈正相关,且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一结果验证了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对于维护情绪健康,减少负性情绪水平具有一定适应性意义。且结果部分表明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是焦虑情绪的前因而非后果。研究二旨在揭示基于策略-情景负性程度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的认知神经基础。实验3首次基于经验采样方法评估日常生活中两类策略使用（分心和认知重评）与情景负性程度的共变,以探讨基于策略-情景负性程度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和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关系。两个独立的样本结果表明:个体在高负性情景中（如负性生活事件或疫情期间）使用更多的分心策略,而在低负性情景中使用更多的认知重评策略（即具较高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更低。然而,如果两类策略使用和情景负性程度匹配呈相反趋势（即具较低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更高。实验4a旨在检验基于策略-情景负性程度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任务范式的有效性。在任务范式中,首先用两个相邻时间点的负性图片模拟情景重复条件（从低负性到低负性或从高负性到高负性情景）和情景切换条件（从低负性到高负性或从高负性到低负性情景）。被试需要在前一个时间点使用与情景匹配的策略,然后在下一个情景中进行策略选择。通过被试在情景切换条件下减去情景重复条件下选择正确策略的切换代价（正确率和反应时）表征个体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结果表明情景切换比情景重复条件需要更长的反应时并表现出更低的正确率,表明策略切换代价确实存在。切换代价越大意味着灵活性水平越低。进一步结果表明个体反应时的切换代价与情绪调节困难的不接纳负性情绪、调节目标导向困难、控制冲动困难和策略局限性等维度以及总分呈正向相关;与个体的抑郁情绪、状态和特质焦虑情绪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特质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存在负相关趋势。以上结果共同表明基于策略-情景负性程度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实验范式具有一定效度。实验4b利用功能磁共振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 MRI）进一步探讨基于策略-情景负性程度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的神经基础。结果发现在情景切换＞情景重复的对比图像中,显著激活了双侧脑岛、左侧腹内侧前额叶（vm PFC）、双侧额下回、双侧额中回（MFG）、左侧顶下小叶（IPL）、左侧缘上回、右侧扣带中回、左侧楔前叶、左侧颞中回和右侧颞上回等脑区。以激活的vm PFC为种子点,心理生理交互分析（Psychophysiological Interaction Analysis,PPI）结果表明在情景切换＞情景重复条件下,vm PFC与MFG以及双侧IPL存在显著的功能连接,其中vm PFC-MFG功能连接强度值与反应时的切换代价呈负相关,与正确率的切换代价呈正相关,此外,vm PFC-IPL功能连接强度值与正确率的切换代价呈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证明了基于策略-情景负性程度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过程可能会涉及到对情景负性信息的评估、对调节策略的认知控制以及自我监控系统的卷入,此外,评估系统和认知控制系统的功能耦合共同促进灵活性任务表现。研究三旨在揭示基于策略-情景可控程度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的认知神经基础。实验5基于两类策略（认知重评和问题解决）使用程度与情景可控程度的共变探讨日常生活中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与负性情绪的关系。结果表明:认知重评策略使用程度与情景可控程度的反向共变（意味高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与其焦虑水平负相关,此外,问题解决策略使用与情景可控程度的正向共变（意味高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与其焦虑水平负相关。实验6a旨在检验基于策略-情景可控匹配的情绪调节灵活性任务范式的有效性。在该任务范式中,首先通过生活事件操控情景可控程度的重复和切换条件,然后被试需要根据情景需求在问题解决和认知重评策略中进行选择。结果表明,个体在情景切换条件要比情景重复条件选择正确的策略需要更长的反应时,表明策略的切换代价存在。相关分析表明个体的反应时切换代价与其状态和特质焦虑情绪水平均呈正相关;与情绪调节困难问卷的缺乏情绪意识维度呈正相关。正确率的切换代价与特质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存在正相关趋势。以上结果表明基于策略-情景可控程度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实验范式具有一定效度。实验6b基于f MRI任务态实验设计进一步揭示了基于策略-情景可控程度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的潜在神经基础。影像结果表明,个体随高低可控情景切换而灵活切换策略的认知过程涉及到双侧背外侧前额（dl PFC）、双侧额上回（SFG）、双侧顶下小叶（IPL）、左侧额下回（IFG）、左侧背内侧前额叶（dm PFC）、右侧楔前叶（Precuneus）、左侧中央前回（Precentral Gyrus）和双侧颞中回（MTG）等脑区的显著激活。其中dm PFC和双侧dl PFC的激活强度值与正确率的切换代价呈正相关,而与反应时的切换代价呈负相关。进一步的PPI分析结果表明,情景切换＞情景重复条件下,dm PFC与双侧的SFG和IPL存在反向功能连接。为了探讨两类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神经基础的异同,联合分析结果表明共同激活脑区包括左侧脑岛、左侧额上回、楔前叶和左侧顶下小叶。不同的是,基于策略-情景负性程度匹配的灵活性涉及到腹内侧前额叶的激活,而基于策略-情景可控程度匹配的灵活性涉及到背内侧前额叶的激活。以上结果表明两类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任务均可能涉及到评估情景信息、策略调控以及自我监控系统的卷入。不同的是,对两类情景特征的评估涉及到内侧前额叶不同区域的激活。最后,通过对经典的情绪调节任务（单一策略执行）和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任务神经基础的简单比较发现: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更多卷入了与评估系统相关的内侧前额叶和与自我监控系统相关的楔前叶等脑区的激活,再次强调了评估系统和自我监控系统在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加工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基于研究二和研究三的结果发现内侧前额叶的激活在两类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加工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研究四利用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t DCS）对相关核心脑区进行阳极刺激。通过对真刺激组和伪刺激组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任务表现进行比较,以验证内侧前额叶对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促进效应。实验7在实验4b结果的基础上,在基于策略-情景负性程度匹配的情绪调节灵活性任务中以vm PFC为刺激靶点,结果表明伪刺激组在情景切换条件的反应时高于情景重复的反应时,重复验证了实验4a的结果;而在真刺激组,两类情景条件的反应时未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对两组切换代价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真刺激组比伪刺激组需要更低的反应时切换代价,但两组的正确率切换代价无差异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对vm PFC的阳极刺激可以提高基于策略-情景负性程度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任务表现。实验8在实验6b结果的基础上,在基于策略-情景可控程度匹配的情绪调节灵活性任务中以dm PFC为刺激靶点。伪刺激组结果重复验证了实验6a的结果,即反应时在在情景切换条件下要高于情景重复条件,且正确率在情景切换条件下要显著低于情景重复条件。而在真刺激组,两类情景条件的反应时和正确率都未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对两组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的切换代价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真刺激组比伪刺激组需要更低的反应时切换代价。虽然两组在平均正确率切换代价无差异显著,但真刺激组在低-高可控情景切换条件减去高-高可控情景重复条件下的正确率切换代价要显著低于伪刺激组。以上部分结果表明对dm PFC的阳极刺激可以提高基于策略-情景可控程度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任务表现。总而言之,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认为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对情绪健康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意义。此外,本研究首次基于策略-情景匹配模型开发的实验范式探讨了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的认知神经基础。考虑到生活情景特征的多样性,本研究区分了两类基于不同情景特征与策略匹配的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的神经加工模式的异同。两类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加工过程中共同卷入的激活脑区有:与评估系统相关的内侧前额叶、与认知控制相关的外侧前额叶和与监控系统相关的楔前叶和扣带中回。不同的是,基于策略-情景负性程度匹配的调节灵活性卷入了腹内侧前额激活,基于策略-情景可控程度匹配的调节灵活性卷入了背内侧前额激活,表明对情境不同特征的评估涉及到内侧前额叶不同区域的激活。最后,本研究利用t DCS技术进一步证实提高内侧前额叶大脑皮层的兴奋程度可以促进负性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任务表现。以上研究发现加深了对情绪调节灵活性相关的理论模型和策略-情景交互作用的理解,为探讨情绪调节障碍的认知加工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