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民国发端,共和国建国后放映网的铺开及“十七年”的政治规训文化启蒙,八十年代的商业萌动,九十年代的没落、挣扎及遗忘,到新世纪重新发现乡村,康区流动电影放映历经了几番变革。在制度的断续之中,我们试图去寻找这种乡村电影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逻辑。论文以新制度主义的视野,批判性地运用诺斯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制度变迁模型,对康区电影放映制度变迁,尤其是国家在其中的角色进行了分析。通过结合诺斯的国家理论、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和晚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我认为,流动电影应被还置于中国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予以考量。论文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三个建制性过程,即意识形态,乡村控制及民族主义相互勾连,构成了康区流动电影放映制度确立及变迁的主要推动力。论文在对康区近四十位不同代际放映员的访谈资料基础上,运用福柯的规训理论和塞托的实践理论,在呈现电影放映员的代际更迭和职业身份变迁的基础上,对电影放映员在制度变迁中的位置、群体命运和抵抗策略／战术进行了分析。论文结合历史资料、受众访谈和跟随放映队巡回放映的场景描摹,通过与影院放映体验之比较,考察流动电影进入康区后,康区受众的观影实践及其意义。分析在多元化的媒介图景及其允诺的消费者主权下,这种国家主导下的流动电影放映,其话语及实践获得了康区受众怎样的回应。论文以“技术一政治”的视角,分析了受众对电影作为“现代文明”表征的体验及其型塑的意义阐释框架。最后,我以一个藏族村庄为个案,分析产生以上观影实践的社会语境的变化。通过将电影置于作为整体的受众及其传播行为的一部分,论文试图进一步分析媒介技术如何嵌入到社会结构之中,并对权力在结构中的流动产生何种影响。要之,流动电影放映实践体现出一种权力在国家-放映员-受众之间的流动,这种流动既包括了规训和控制,也包括了身体的或思想的抵抗战术,这种流动和作为媒介技术和视觉艺术的电影特质共同参与了流动电影放映性质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