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作为应对“三农”问题的总抓手,同时也是夯实内功助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举措,对我国应对当前国内外风险有着深远的意义。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的关键,解决弱势农民群体所面对的民生发展问题,实现个体的福利与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目的,也是最大化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可行方式。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老人、妇女、儿童是留在农村地区的主要人力资源,这也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三农”问题仍将显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群体往往是不具有转移优势或转移机会而留在农村的弱势群体,也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所能挖掘利用的主要潜力资源,解决这几类人群的主要民生问题也正是乡村振兴的具体体现。养老问题、非农就业问题以及教育问题分别是农村老人、妇女、儿童所面临的关键性民生发展问题,且在家庭这一场域内这三类问题相互关联、紧密联系。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着重要的福利保障功能,但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生育政策等的深刻变迁下,家庭结构或居住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成员间的生存条件与关系方式亦随之变化。深入探讨农村居住模式变迁对弱势群体福利发展产生的影响,对理解当前农村社会发展、回应重大现实问题有着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中国基层治理调查2013-2019年数据,深入探讨了居住模式变迁对农村老年贫困、妇女就业和儿童教育问题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有机组织留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这三类弱势群体,解决他们所面对的民生问题,在个体的全面发展中助力乡村振兴。文章共分为六个章节。各章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前言。此章首先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这一背景出发,分析了当前乡村振兴进程中可依靠的群众资源及农民主体所面临的主要民生问题。同时,指出近年来农村社会居住模式变迁这一重要事实可能对弱势群体民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然后,概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和不足之处。以从整体上给予论文一个全局把握。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此章首先梳理了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与农村弱势群体全面发展之间的理论逻辑,然后,分别就农村老年贫困、农村妇女非农就业以及农村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的相关理论,以及相关既有文献的研究现状,尤其是居住模式对三者影响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以为后文从居住模式变迁视角探讨这三类农村弱势群体民生发展问题奠定研究基础。对于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本章从生命周期与生命历程理论出发分析了老年贫困问题的产生,然后从代际关系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等梳理了既有理论对于养老问题解决方式的探讨。对于农村妇女非农就业问题,基于发展经济学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家庭经济学中的家庭分工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劳动市场歧视理论,从理论层面指出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整体趋势以及在非农就业上所呈现出的性别差异问题,为后文从居住模式视角探讨农村妇女非农就业受到的影响及推动措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农村儿童成长问题,本文主要从发展心理学中人力资本形成理论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家庭环境、早期干预、父母干预等对个体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以为后文关于农村儿童与父母间居住经历对其学习表现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居住模式对农村老人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此章从农村老人所面临的老年贫困这一民生问题出发,考察了老人是否与子女同住这一老人视角的居住模式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在探讨居住模式对老年贫困问题的影响机制中,关注了青壮年劳动力非农就业在其中受到的影响和起到的作用。研究结果主要表明:首先,居住模式显著影响农村老人贫困脆弱性,独居老人陷入贫困的概率远远高于合居老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老年男性,独居对老年女性的致贫作用更明显;相较于儿子,女儿在缓解老年父母贫困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更大;同村有直系血缘亲属能够显著缓解独居老人的贫困脆弱性。最后,机制分析表明,居住模式变迁显著改变了农村老人的收入结构,独居使其非农收入占比显著下降,从而引起消费倾向降低和以消费为基础的贫困脆弱性指标升高。老人收入结构变化除了因居住模式引致的亲子间收入再分配外,还带来了亲子间总体收入变化,与老人合居能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从而为家庭整体创造收入增量且优化收入结构。第四章,居住模式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此章从农村妇女所面临的非农就业这一民生发展问题出发,探讨了妇女是否与上代的老人同住以及其下代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儿童这些妇女视角的居住模式对其非农就业的影响,并从公共服务、金融发展等角度进一步探讨了缓解农村妇女非农就业阻碍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主要表明,首先,居住模式是影响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与老人同住和家中有儿童分别对农妇非农就业产生了显著的促进和抑制效应,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与儿童对农妇非农就业的正负影响也均有变化,高龄老人的促进效应不再显著,而较大儿童的负面效应也随之下降。其次,与老人同住和家中有儿童对农妇的非农就业结构也均有影响,老人较大地促进了农妇受雇但降低其创业自雇,儿童则极大地抑制了农妇受雇但对农妇自雇有一定促进作用;相比于在家或在县域内非农就业,老人和儿童均分别对农妇外出或到县域外就业产生了更大的正负影响。另外,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和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农妇,居住模式对其非农就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最后,对于家中儿童对农妇非农就业产生的负面效应,与老人同住、村庄的幼儿园小学等公共服务以及村庄金融发展均对该负面效应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第五章,居住模式对农村儿童学习表现的影响。此章从农村儿童所面临的教育发展这一民生问题出发,分析了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下的儿童与父母分开居住这一儿童视角的居住模式对其学习表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老人隔代照料、在校寄宿等措施,在缓解亲子分居对儿童学习负面影响中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村儿童与父亲或母亲的分开居住经历对其学习表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与母亲分开居住经历对其学习表现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与父亲分开居住经历对其学习影响不显著。其次,农村儿童与母亲分开居住的时间越长,对其学习表现的负面影响越大;在学前、小学、初中这三个儿童成长阶段,发生于越早期的母子分开居住经历,对儿童学习的负面影响越大。然后,母子分居经历对农村儿童学习的影响在不同性别、不同学习阶段的儿童中存在异质性。另外,对于母子分居所带来的儿童学习负面效应,老人隔代照料有效缓解了约七成的该负面效应,但让儿童寄宿学校对该负面效应没有显著的缓解作用。第六章,结论与启示。此章对前文的实证分析与结论进行了整理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题目是在家庭金融这一新兴的金融学分支下所作,具体关注的是家庭在决策过程中如何实现其目标的问题。论文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这一背景出发,探讨了居住模式变迁对农村弱势群体民生发展的影响。从选题、研究视角、分析方法上看,都存在一定的创新性。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本文选题比较新颖。本文是在乡村振兴这一目标体系下,来研究农村民生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战略目标下,这是新角度的新问题;同时,本文在探讨农村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时,不是独立的将老人、妇女、儿童的问题分隔开来分析,而是充分考虑到三者间相互影响、互相关联的关系,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第二,拓展了研究视角。本文从居住模式这一角度切入,充分注意到了近年来农村地区居住模式变迁这一重要事实,探讨其对农村弱势群体民生发展的影响,关注了家庭内部作用力对个体福利发展的影响,所得结论在政策层面和理论层面均具有一定意义。第三,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更合理,结论更稳健。忽略变量间的内生性,可能导致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本研究综合运用了各类微观计量方法,能很好地降低内生性问题、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