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女性文学十分繁荣,诗、词、文、弹词等文类都成为女作家记录生活、书写情志与自我呈现的方式,而诗歌无疑是最常用、亦是最适合的方式。在晚清女作家的创作中,诗歌作品依旧占据着重要位置。透过她们的诗歌作品,尤其是以时间为序加以编排的,可以窥见她们的生活轨迹,了解她们对自我的定位与期待,甚至是了解当时的社会情状。晚清社会是中国由传统被迫走向近代化的过渡时期,社会状况复杂。既有内忧,又有外患;既有传统思想的坚守,又有西方思想的不断涌入。这种情景之下,晚清女作家对自我的书写与定位既有其保守的一面,又有其进步的一面。她们多数出生于文学世家,深受儒家闺范的熏陶,根植于闺秀文学传统,自觉认同并服膺于“才女”与“内助”两种身份。二者分别对应的是个人与家庭。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她们重视诗才,积极创作,不愿作品尘封,试图通过作品的付梓来确立自己的才女身份,甚至使自己超越有限的生命达到精神的不朽。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中,她们清楚地意识到女性角色对自身的限制,意识到男女在文学创作与作品流传上的不平等,由此产生强烈的焦虑。这显示出她们对自我价值的重视与肯定。从家庭的角度来说,“内助”是传统社会中理想的主妇形象。晚清女作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并乐于展示自己综理内政的贤明形象。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庞杂的家政之事往往让她们心力交瘁,产生极大的焦虑之感,甚至是早逝。她们不断地在作品中书写着自己的焦虑,包括家庭经济、家庭关系、家庭琐事以及子嗣之事。可以说,“内助”之职带给女性极大的焦虑。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对自我的建构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是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之中完成的。在承平时代,女作家的自我建构是以“才女”与“内助”两种身份为中心。然而,身处晚清乱世,女作家的生活空间或主动或被动地扩展到闺阁之外,她们直接而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动乱、民族的危亡。尤其是庚子一役后,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变,亡国危机不断加深。她们清楚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而单纯的“才女”与“内助”身份已经不能满足她们的心理诉求。她们不断书写着漆室之忧与家国情怀,更抒发着性别牢骚。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之下,一直处于政治边缘的女性被纳入国家宏大叙事之中。晚清女性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她们顺势而为,走出闺门,争取女权,为国奔走。这是她们从个人到国家、从小我到大我的重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