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是指知识分子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非功利化的心态潜心于研究本身从而从事学术的创造与创新；“介入”,是指当社会需要时,知识分子必须关注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从社会立场出发,主动介入社会。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者的核心,在大学的学术属性与行政权力之间如何抉择,在大学成为“象牙塔”还是“社会服务站”之间如何平衡。这是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的问题起点。本文旨在以掌舵人角色作为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的着眼点,以掌握到的史料和文献等资料为基础,以历史研究作为研究开展的主要研究方法,以组织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以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与大学的生存、发展与提升为研究展开的基本维度进行分析。组织生命理论中关于组织特征的分类是：组织创建阶段,组织发展阶段,组织成熟阶段。大学作为社会组织之一,也具备这样的组织发展特征。这在文中具体表述为：“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生存：‘战时需做平时看’”；“校长与国立大学的发展‘炸弹下长大’”;“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提升：‘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首先,绪论部分对研究的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等做了具体说明。第一章作为研究的开端,对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与大学校长做了仔细梳理和介绍；并在结合中外理论和校长们、研究者们的著述基础上,提出了“掌舵人”概念,将之作为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角色。第二章以“战时需做平时看”作为研究主题,主要探讨了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办学方针和宗旨,以及具有战时特色的大学内迁,从而构成了战时校长掌舵国立大学生存的基本要义。第三章以“炸弹下长大”作为研究主题,主要从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发展角度,来看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如何秉持通才教育与学生自治、如何坚守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从而实现了战时大学的发展和壮大,这就构成了战时校长掌舵大学发展的主要内容。第四章是以“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研究主题,从文化角度探究这些校长在大学提升层面的作为,以大学文化和精神作为大学内在提升的关键,以校训以及教风学风的建设作为精神文化的外在表达,从而构成大学走向成熟阶段的内在力量。最后,在前之研究基础上,对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掌舵人的理念与治校进行总结与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得益于战时国立大学校长群体的智慧谋略、胸怀担当与个人魅力,从而使国立大学在内迁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保证了“战时需做平时看”的大学发展基调,立志于培养“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并实现了“炸弹下的长大”,从而终以“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大学发展之根本要义。在此基础上,总结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与当代启示：即在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们领先于时代,超越于现实,通过“领导”大学、秉持学术、管理民主、文化建构,进一步引领了社会文化发展。研究还对大学校长的素质与遴选、大学精神文化的传承、大学的外部发展环境进行了具有比较意义的借鉴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今的大学管理与发展提供改革的思路,值得今日为之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