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周立波、丁玲等人是将土改叙事置于“复仇——报恩”模式之下以论证土地改革运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复仇”模式下,作为农民阶级对立面的地主阶级被塑造成外貌丑陋、道德卑鄙的民间伦理秩序的“仇人”；贫雇农被塑造成了苦大仇深、代表着乡村道德理想的正义的“复仇者”；贫雇农阶级打倒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演化成了伦理话语中的“复仇”故事。在“报恩”模式下,土改工作队由陌生的闯入者最终成为了改变贫雇农政治经济命运的圣贤的“施恩者”；在伦理层面上对“负恩者”与“报恩者”一弃一扬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政治蜕化者的批判和对政治进步者的赞扬；共产党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加入战争的政治行为被叙述成了“受恩者”自发自觉的“报恩”行动。“复仇——报恩”模式下的正统土改叙事的实质是政治话语与伦理话语的融合,作家们在为阶级政治提供伦理支持的同时,导致了知识分子话语的缺失：首先,缺少对农民顶礼膜拜政党政权及其领袖现象应有的批判；其次,忽视了对痞子文化的存在根源和危害的进一步思考；最后,在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语境中,作家们急于通过“去知识分子化”,寻求皈依政党政治的自我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