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采用中国省级宏观面板数据分析了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索教育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机制与结构变动。论文重点围绕几个问题展开:(1)人力资本构成、技术距离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地区的人力资本构成及其自身与技术前沿之间的技术距离直接决定了人力资本水平在创新和模仿部门之间的流向,并最终决定技术进步大小;(2)教育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门槛效应,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仅仅体现在直接效应上,更为显著地体现在其间接效应上,门槛效应的综合结果是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3)分级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人力资本构成中技能型与非技能型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并不相同,需要分别讨论他们在经济增长中的门槛效应,而且门槛效应的显著存在说明线性模型下对人力资本宏观收益率的测度存在偏差,通过对分级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的讨论有助于识别偏差方向。论文总共包含七章,从中国人力资本快速积累及中国经济增长潜在增速逐渐下滑的感性认识出发,通过国内外文献研读及对比分析,探索中国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渠道,将理论模型与实证数据相结合达到对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理性认识。各章研究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从基本统计数据出发,主要从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分布方差和教育基尼系数、各级学校入学率与升学率、家庭和社会的教育经费投入以及R&D活动人员等方面进行简要分析,通过这一章的基本统计描述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人力资本发展状况形成初步认识,初步提出论文研究出发点。第二章为国内外文献综述,本章分几方面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代表性文献进行梳理,包括:人力资本测量问题、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梳理出针对中国的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对比国外对相关问题的理论和实证探索,进一步总结归纳出本文研究的动机。第三章为基础数据的测算和增长核算初步,本章详细讨论了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的测算问题,并重点对折旧率的选取展开探讨,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统计数据对平均折旧率进行估计的简便方法,采用估计得到的折旧率重新测算了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另外,本章还提出了带效率调整的人力资本模型及其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基础人力资本的概念。在基础数据已做相应测算后,对基础人力资本的估算中各参数设定、资本收入份额以及折旧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增长核算进行探索,并就效率调整后的扩展人力资本在解释地区收入差异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讨论了扩展人力资本参数设定对增长核算的影响。本章研究主要目的是,结合Caselli(2005)的参数校准程序分析了后续实证研究中可能对结论产生影响的参数,为实证研究的稳健性检验进行铺垫,通过参数校准可以识别实证结果对哪些参数可能比较敏感,而哪些参数的影响可以暂且忽略,因此实证研究的稳健性检验部分能够比较有针对性地展开。第四章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人力资本构成、技术距离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利用1996-2012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模型对B&S(1994)的理论进行验证后发现,全样本数据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模仿效应系数为负,黄燕萍等(2013)通过分级教育进行增长核算研究同样发现东、中、西的区域划分以后人力资本模仿效应在区域间表现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东部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模仿效应同样为负(但不显著),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的背离使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VAM(2006)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人力资本构成在技术进步中的影响,有效地解决了B&S(1994)实证研究中子样本回归人力资本系数为负的问题,并且回答了K&L(2001)“不同发展阶段中人力资本作用有很大的不同”的疑问。本章在VAM(2006)的框架下将人力资本结构纳入到技术进步中重新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构成确实对技术进步存在着重大影响,人力资本总量水平越高并不必然伴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人力资本构成中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提高是真正实现技术进步的源泉。第五章在不考虑人力资本构成的情况下详细中国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门槛效应确实存在并且非常显著,以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的人力资本门槛达到9年有余,已经高于当前义务教育所要求的受教育年限水平;人力资本门槛外部性的存在使得线性模型估计得到的人力资本社会收益存在偏差,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会吸引更多的物质资本和FDI等要素,这方面的功能在线性模型下往往被忽略。人力资本积累通过研发创新及对前沿技术的模仿效应,提高吸引物质资本及FDI等要素的回报率;当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后,物质资本及FDI的回报率显著上升;但是人力资本的创新效应与预期并不一致,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后,创新效应减弱,模仿效应有所增强但并不明显,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主要体现在间接效应上,其综合效应是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大幅向外扩张。第六章将人力资本构成纳入到门槛效应回归模型中,把人力资本分解为非技能型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以后重新讨论二者在经济增长中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非技能型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主要体现在直接效应上——人力资本本身回报率的提高,但技能型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的间接效应非常显著,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得物质资本回报率大幅提升;两种类型人力资本的提升对提高FDI回报率、进一步吸引FDI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分级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非技能型人力资本提高由于对物质资本存在“挤出”作用使其社会收益率被高估,而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提高会进一步吸引物质资本、FDI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效应在度量人力资本的社会收益时并不包含在内,因此技能型人力资本的社会收益率往往被低估。第七章对全文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得到论文研究的启示或政策建议,并提出未来进一步研究展望。论文研究主要结论可归纳如下:(1)以“技能型人力资本所占比重”来度量人力资本结构时,技术距离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即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与技术前沿之间技术距离缩小会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技能型人力资本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技能型人力资本比重提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二者交互项回归系数为正却不显著,技术距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边际效应会随着技能型劳动力比重的提升而有所减弱。采用分级人力资本度量人力资本结构进行回归时,技能型与非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提高都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距离的效应仍然为负,并且技术距离对经济增长的负的边际效应随非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得到增强,但因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弱化,实证结果与VAM(2006)的结论一致。(2)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门槛效应存在且非常显著:即期效应方面,人力资本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一个门槛值后进入过渡转型阶段,可能出现中等水平的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FDI形成简单替代而使增长放缓的迹象;当人力资本跨越第二个门槛值以后,物质资本、FDI等产出弹性均出现大幅上升,经测算发现人力资本外部性在0.25以上,即跨越人力资本门槛后,物质资本、FDI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增长比跨越门槛前高出0.25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即期的模仿效应不显著,当期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出,但这种效应随着发展阶段的上升而减弱。人力资本后发效应仅存在单重门槛,且门槛外部效应高达0.24,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以后,物质资本与FDI产出弹性大幅提升;人力资本创新和模仿的后发效应为正(但创新效应的显著性下降)。在即期效应与后发效应中,人力资本门槛的直接效应均为负,进一步分解发现,直接效应中的创新效应在跨越门槛后出现下降而模仿效应增强,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来自于人力资本在部门间的分配结构不合理造成要素的效率损失,即中国的人力资本可能出现要素配置扭曲现象,技能型人力资本不足但又大量集中在模仿部门,导致创新效应逐渐效应减弱而模仿效应增强。(3)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门槛外部性,那么线性模型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在当期内对于提高经济增长率来说可能贡献不大,但是包含门槛外部性以后,数据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确实是至关重要的,门槛外部性带来的增长效应非常之高。样本期内中国各地区也正由于义务教育的政策的实行和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的影响使得人力资本迅速跨越门槛值,通过门槛外部性支撑各地区长期高速增长,从这个层面上看,至少可以肯定义务教育与大学扩招政策对样本期内经济增长来说确实功不可没。然而还应该看到,样本期中国人力资本存在的要素配置扭曲现象,如何在体制、机制上鼓励创新,真正让人力资本水平从模仿部门向创新部门的转移对未来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而言仍然是一大挑战。而且,各个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人均受教育年限的门槛值均高于9年,即已经超出了当前的义务教育年限,因此开始考虑把高中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的范畴或许应该提上议程。(4)非技能型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门槛效应存在很大差别。把人力资本分解为非技能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分别考察各自的门槛效应可以发现,非技能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门槛效应主要集中于直接促进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但是对物质资本回报有一定的“挤出”作用;而技能型人力资本的跨越门槛并不能直接促进人力资本回报率加速提升,但通过创新驱动技术进步使得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大幅提高。(5)人力资本的社会收益率估计偏差方面(与线性模型回归结果比较),根据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前后的各种要素的收益率变化可以看到,人力资本跨越门槛有助于吸引物质资本和FDI等要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外部效应”在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中并无法识别,因此线性模型下人力资本的宏观收益被低估。非技能型人力资本提高由于对物质资本存在“挤出”作用使其宏观收益被高估,而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提高会进一步吸引物质资本、FDI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技能型人力资本的社会收益率往往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