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国家目的论,而其更为广阔的历史根据则源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特别是德国国家主义理论的勃兴为近代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奠定了重要基础。19世纪以降,随着西学东渐历史大潮的兴起,国家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国家主义派适应近代中国由传统“天下”体系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需要在中国大地广为传播,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早期知识分子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理论,他们在引介国家主义思想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个人本位”的国家观和“国家本位”的国家观。它们相互耦合,最终演变为中国式国家主义思想的两种面相。“五四”前后,国家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一些标榜“国家至上”,“全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起,以《醒狮周报》为舆论阵地,宣传国家主义思想,史称“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继承了清末以来国家观的双重面相,一边宣传“国家至上”理念,普及现代国家观念,一面又倡导“民主政治”,反对独裁统治。因此,国家主义派与奉行“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之间围绕“民主”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斗争,受国民党势力的弹压,国家主义派经过20年代的衰落以后,30年代又逐渐复兴,并一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国家主义派的国家主义思想拥有丰厚的学理内涵。它从“国性”概念出发,把国家形成的原初动力归结为“国性”的需要,“国性”是国家的核心精神。但是,人们并不能自觉发掘“国性”,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教育”,滋长出爱国精神,进而激发出共同的“国性”意识,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观念。在他们看来,文化是“国性”最有力的表现形式,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们主张审慎对待传统文化,既不主张全盘否定,也不倡导全面复归。强调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质,融入到西方的现代化浪潮中。因此,国家主义派的文化观大致继承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论调。除文化因素以外,他们还注意到经济自主对一国独立和强大也至关重要,主张采用国家主义经济学理念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维护社会公平。国家主义者认为,只有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为工农阶级提供可靠的福利待遇,就能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故而,提倡“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国家主义派的目的是实现“全民政治”,即民主政治。为达此目标,国家主义者制订了一系列可施行的方案,其中,他们对国家权力配置的改造则时常为人所称道。国家主义派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勾勒出民主政治蓝图。在横向上围绕改造代议制,提倡实施“直接代表制”和“直接民权制”;纵向上注重央地关系的重塑,并走上了联省自治改革的浪潮之中。可惜的是,这些举措因为过于理想没有在政治中得到运用。然而,国家主义者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的民主理想,从北伐战争伊始便投入到对国民党专制体制的批判当中。即使在严峻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忘记他们的民主蓝图。但是,国家主义派因为缺乏军事实力支撑,他们的政治诉求从未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如果说国家主义派的文化、经济和民主政治思想尚属于对内的主张的话,那么外交和国防则属于对外,这是国家实现对外职能最为基本的两种表现形式。国家主义派拥有丰富的外交和国防思想。外交上,他们坚持“主权至上”性原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国防上,坚持防御性国防策略,提出了一套建军、培养军事人才,发展军事装备较为全面而系统的军事思想。后来,国家主义派虽然继续宣传他们的民主思想,却完全在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在国民政府的承认和默许之下,国家主义派的活动逐渐公开化,并有条不紊的发展党务和践行“全民政治”理念,然而,国家主义派的政治实践活动最终仍然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国家主义派存在着自身所无法克服的问题,包括:人员结构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精于抽象的理论分析却缺乏实际的改革举措,国家主义派的群众基础差以及组织内部始终存在严重的派系斗争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国家主义派在波诡云谲的近代历史上无法形成有力的政治影响,只能沦为经折纬断、梦想成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