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随后便扶植了以“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的傀儡政权“满洲国”。1934年“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并在其内部进行了关于帝制的一系列改革。此番改革表面上来看是为了顺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对政府内部组织形式进行调整，但实际上却是日本统治者为实现对傀儡政权深化殖民的一次改革。此后，傀儡帝制也成为了贯穿伪满洲国存在的一条线索。通过对傀儡帝制的分析可以充分体现出在帝国主义强权下，中国东北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一事实。　　本文试图以历史事件的发展顺序来研究伪满洲国傀儡帝制。主要以伪满洲国帝制的形成、改革、结尾为线索进行论述。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随即开展了拼凑傀儡政权的工作。在伪满洲国的建立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存在帝制的萌芽，其中包括组成伪满洲国的各个势力对于政体讨论的分歧，也包括日本启用傀儡溥仪所做的诸多活动。这也是帝制的某种开始，预示着帝制问题无论是否真正落实，都将成为伪满洲国建立初期的一项重大政治议题。而伪满洲国建立初期的情况也能从侧面反映出驱使伪满洲国实行帝制及其后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现阶段的不利，从而更有利于殖民统治。此后伴随着伪满洲国的发展，在伪满洲国内和日本已将帝制提上日程之际，汉奸和日本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活动。帝制前期的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使得伪满洲国实施帝制显得“顺理成章”。　　1934年3月，“满洲国”实施帝制改革，正式变更为“满洲帝国”，而包含了帝制的实施过程、改革以及影响等内容也是整个帝制活动的重点。溥仪登基之后，伪满洲国颁布新的《组织法》并推行改革。在中央排除不利于日本控制的因素，在地方瓦解割据势力，在全伪满洲国深化日本的殖民统治。帝制实施后为了进一步宣传帝制与控制傀儡皇帝，溥仪进行了第一次的访日行程。此番访日，不仅宣传了“日满一德一心”，而且为关东军在伪满洲国境内宣传帝制提供了大量素材。同时日本对于溥仪的礼遇也的确促使溥仪产生了亲日的思想。帝制的改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政治上，帝制后的中央人事调动和地方区域改革、《组织法》相关内容的修正属于显性表现，而加强控制以便在未来推行深化殖民属于隐性影响。在外交上，帝制的实施增强了伪满洲国的“独立性”，缓解了日本面临的国际压力。在对待傀儡溥仪的问题上，其对于皇帝称号的要求得以满足，这使得溥仪对待日本和伪满洲国都产生了新的看法。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伪满洲国的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1937年和1940年伪满洲国分别进行了两次政治改革，这实际上是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之后，日本加强统治的延续。其中以1937年颁布的《帝位继承法》最为特别，该法中特别提及了皇帝兄弟之子对于皇位的继承办法，随后作为皇帝弟弟的溥杰便在日本的安排下与日本女子结婚。这一法律的出台彻底暴露了日本殖民的野心与改祖换宗妄图调换皇室血统的计划，也使得实施帝制的初衷——“实现诺言、满足溥仪”成为一个苍白的借口。而在新的时期，在对待殖民地方面，除了政治高压与经济掠夺之外，日本方面又开始在思想与信仰上加强灌输与渗透，其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建国神庙”的建立和以祭祀“天照大神”为核心的一系列祭祀法令的颁布。在伪满洲国接近覆灭的阶段，涉及到帝制与国家的后续问题又进行了一番讨论，最终决定“国家”解体，“皇帝”退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帝制虽然是统治性的表现，但同时又是日本控制下政治体制的重要一环。　　帝制实施后，日本殖民控制的触角涉及到伪满洲国的各个角落。实施帝制之前日本是按照不同的领域分别统治，随着帝制的实施，日本渐渐利用帝制把殖民控制趋于条理化与制度化，调节着日本的侵略、掠夺政策。其影响和作用也是广泛的，突显出日本实施帝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巩固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同时也体现了帝国主义殖民的新形式与英法等列强的绥靖政策。另外显示出在帝制实施中溥仪作为傀儡的思想变化与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