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纪念活动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从父权制时代绵延至今。纪念活动既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从纪念活动的形态和历史发展来看,在古代社会,纪念活动主要就是祭祀活动。祭祀活动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是古代人类表达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的仪式化行为。随着人类政治社会的发展,祭祀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祭祀不仅是王权和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等级秩序形成的重要源泉,而且在儒家礼制制度的作用下,祭祀成为古代统治者维护国家权力秩序和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以及国内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革命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重要武器,且“革命”被塑造为最高理念。在“革命”理念和革命实践的双重作用下,以“天命”为核心所建构的传统意识形态和统治合法性被解构殆尽,传统权力秩序也随之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则是,“革命”被建构为新的意识形态,成为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新资源。也正是在革命这一具有现代性事件的作用下,古代国家祭祀活动发生了现代性的转换,即转换为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纪念活动。虽然无论是从纪念活动的内涵还是实际纪念仪式操演的方式来看,纪念活动都与古代国家祭祀活动相去甚远,但就目的而言,纪念活动与古代国家祭祀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仍具有共通性。本质地看,纪念活动是与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力运作紧密关联的仪式化和象征性行为,其核心旨趣也与合法性紧密相关,是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重要方式,作用于现代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建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运用象征权力术,即通过组织和开展各类纪念活动,以服务于革命和革命政权建设。本文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新文化史、政治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系统地对这一时期中共组织和开展的各类纪念活动进行考察和梳理,探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规律,揭示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意义及其所隐含的现代政治权力技术,以期深化对中共及其历史的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依据自身的政治立场（刚性原则）和现实革命与政治发展趋势的需要（弹性原则）来选择和确定纪念对象,并开展相应的纪念活动。从纪念日的属性和纪念活动所要达到的功能来看,借助社会记忆理论,中共纪念活动的主要类型可以划分为四大类:一是苦难型社会记忆;二是胜利型社会记忆;三是塑造国家认同型社会记忆;四是塑造政党认同型社会记忆。按照纪念形式的不同,中共纪念活动的主要形式可以归纳和概括为三大类:一是组织群体性纪念活动;二是发出指令性话语文本;三是出版发表纪念性文本。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在革命和革命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功能,主要包括进行政治动员、加强政治整合、引发政治认同、协调政治关系、保存历史记忆等五个方面。综合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主要类型、主要形式以及纪念活动的酝酿、发起、组织和实施过程,中共纪念活动主要呈现出纪念活动的周期性与参与的广泛性、纪念活动的现实性与内容的时代性以及纪念活动的统一性与形式的多样性等特征。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通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不断生产合法性。意识形态和革命力量对于革命运动而言,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中共通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不仅将民主革命时期不同阶段的革命任务与纪念活动紧密结合,提升“五一”纪念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使广大工农群众在纪念活动的感召下,接受新的政治理念,重塑自身的政治观念,自觉加入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因而,“五一”纪念活动对动员、组织和教育工农群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还通过纪念孙中山开展与国民党的政治竞争甚至政治斗争,以争夺革命合法性。在中国近代革命事业中,孙中山因其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创建中华民国等不朽的功勋事业而赢得国人的高度尊重,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孙中山显然成为近代中国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其所具有的影响力不容各政治势力小觑。尤其是对于革命派而言,孙中山不仅是革命事业的权威领导者,而且也是掌握革命话语权的指挥者,是革命事业的象征符号。孙中山逝世后,孙中山成为建构革命合法性的重要政治资源,成为国内各政治势力竞相争夺的对象。中共纪念和阐释孙中山不仅是要论证自身革命合法性、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和发扬,以争夺革命领导权,而且也是中共宣传自身政策主张,表达自身诉求,开展与国民党政治竞争、政治斗争的重要契机和话语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