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众多文艺思想竞相喷涌的年代,在挣脱“文革”的桎梏之后,众多学者急于表达心中情感,或是想要诉苦,或是展望未来。在文艺界有着一席之位的冯牧,更是这个多彩年代的亲历者。文艺界领导、编辑家、评论家的多重身份使得冯牧在新时期初期十年有着诸多作为,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现代派”论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其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中所做的各种安排及其在“现代派”争论中的立场可以发现冯牧所秉持的文学观念与社会理想。在众多文学思潮中,多种文学力量之间的较量,为话语权力的争夺,从多种角度反映出文学再发展演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矛盾斗争和多种力量交织的复杂性。笔者将冯牧的文学实践活动放置在这一复杂的历史状态中,结合新时期文学初期十年的历史语境,探索冯牧在这一时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论文第一章从“伤痕文学”入手,在细读冯牧的文学评论、讲话、书信及“伤痕文学”研究资料等材料的基础上,讨论冯牧如何借用其主编的《文艺报》为“伤痕文学”构建舆论空间,参与“伤痕文学”的经典化。第一节以冯牧的身世及“政治文化”这一理论为基点,分析冯牧与“伤痕”作家的同构性;第二节主要还原“伤痕文学”思潮的历史现场,从多方论证中透析冯牧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的真实境况。第二章讨论冯牧在“伤痕文学”论争还未退场,“改革文学”这另一具有争议的思潮登场的历史境遇下的抉择和行动,对《乔厂长上任记》予以支持,促使其及作者蒋子龙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而结合材料得知冯牧对“改革文学”的支持并非只是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赞赏,更是其在各种权力交织文学场域的策略选择。同时,本章结尾从“改革文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入手,讨论“改革文学”诞生并经典化的历史现场。第三章论述在八十年代各种权力交织的文学场,通过“现代派”论争,以各自在文学场中的位置为出发点,通过文学想象对文学表意形式进行定位,讨论冯牧在自身多重身份的焦灼下对文学解释权的争夺。此时,冯牧的立场出现了改变,并与曾经的盟友发生分歧。本章主要研究冯牧立场改变的原因及“现代派”论争出现的助推力,并探讨“现代派”与冯牧成长的环境——“十七年文学”之间的暧昧关系。第四章主要是在前三章的基础上探讨冯牧在新时期初期十年的多重身份转换,讨论其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背后支持及在“现代派”论争中站位的真实意图。更是着眼于其在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坚持下重建历史总体性的期待,在“脱历史化”的大潮流下与历史重新建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