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东南亚曾受日本铁蹄的入侵,在日据时期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给东南亚各族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创伤记忆。历史记忆的本质是我们立足于今天的时空情景中对历史的一种建构,不是面对历史被动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件事情我们往往会有不同的阐释;同一件历史事件,有的国家会记忆,有的国家则选择遗忘。战后东南亚各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待日据时期的历史大体呈现记忆和遗忘两种态度。本研究旨在以新加坡为对象,探究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新加坡国家二战记忆的塑造过程及战争记忆在国家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及现实意义。日据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新加坡人民在政治上受日本的高压统治,经济上赤裸裸地勒索、以战养战政策下对物资的管制、滥发纸币等使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文化上的愚民政策与强制日化,为新加坡各族人民心里留下了黑色的创伤记忆。新加坡二战的国家记忆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倾向,但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总体上以20世界80年代末到90年代为分界线。独立初期的新加坡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玛莉亚暴乱和回教先知诞辰暴乱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民族矛盾依旧处于热化的态势下,政局不稳,民心涣散。新加坡国家领导人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力图淡化二战的悲痛记忆,也即对记忆选择性的遗忘,目的是维持对日经济上的合作关系。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经济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小在温室中长大的新加坡青年一代却缺乏对历史的认知,同时受西方利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养成自私自利的不良秉性。为改变“没有灵魂的城市”,新加坡国家开始调整国家的发展策略,大力推动文化建设,其中包括强化二战的历史记忆。尤其在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的背景下,局部地区暴动频繁,全球认同危机再次受到挑战,新加坡国家领导人将二战的历史记忆纳入国家认同建设的轨道,关于二战的纪念馆、展览馆、纪念匾、公墓以及各类纪念二战的相关机构纷纷喷涌而出,相关纪念日、纪念活动的开展,以及对历史教科书的修正都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对二战纪念方向上的调整。战后初期下层族群记忆二战的行为与新加坡政府冷漠的态度之间的矛盾,群众记忆发出的挑战与国家的因应;二战历史记忆的改造中,新加坡国家如何将这场跨国战争记忆本土化并成功地纳入国家认同建设的轨道是该研究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