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企业并购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并购交易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并购在数量和金额上均实现迅速增长,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发生并购交易11321起,涉及金额达128590亿元。2014年-2018年国家出台多项并购政策,放宽并购门槛,简化审批流程,缩减审批时间。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商务部等国家机关均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以规范并购交易流程,控制并购交易风险,降低并购交易成本。校友、同乡、连锁董事等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并购绩效具有一定影响。其中,连锁董事广泛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体系中,近年来该比率不断上升,对这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一方面,并购方董事可以通过董事网络进行信息交流、资源和经验共享,制定合理的并购决策,设计高效的整合流程,从而对并购方绩效产生有利影响;另一方面,并购方董事也可能利用董事网络谋取私利,为了扩大公司而盲目扩张,将风险转嫁给股东和债权人,或者因为多重任职而分散精力,疏于对所任职公司的管理,对并购方绩效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并购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本文使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17年的并购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了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关系。首先,本文运用聚类调整标准误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越接近董事网络核心位置,并购绩效越好。其次,本文通过调整被解释变量累计超额收益率的事件窗长度和更换解释变量网络中心度的度量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表明研究结论稳健。第三,本文进一步探究了董事网络与并购绩效关系基于不同程度信息不对称性的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跨省并购、非关联交易、非股权支付、并购双方相对规模较大等信息不对称度较高的并购行为,董事网络通过传递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并购绩效的效用更明显。第四,本文对目标公司所在地市场化程度对董事网络与并购绩效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抑制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并购绩效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当目标公司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并购公司可以通过董事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弥补外部正式制度的缺失,促进并购绩效提高。总体而言,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董事网络获得信息交流和资源置换的空间和渠道,提升决策效率,降低决策风险,从而提升并购绩效;政策制定上,应加速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对金融市场、中介市场、法律制度等多个市场机制进行完善,以彻底消除董事网络等非正式制度替代正式制度发挥信息传递和资源配置作用为最终目标,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提高企业及市场整体的并购绩效。本文的贡献在于:（1）现有文献大多以并购双方之间的董事联结作为切入点,探索并购双方董事联结关系对并购交易产生的影响,本文以所有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由董事联结关系构建的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补充了现有关于董事网络与并购绩效文献的视角。（2）本文从跨省并购、关联交易、股权支付、并购规模四个因素研究信息不对称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异质性影响,并从市场化程度研究董事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丰富了经济后果研究并具有实际的意义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