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绿色发展愈加受人们重视,同时数字经济带来了新发展动能,由于对资源型地级市的绿色发展转型要求更为紧迫,因此本文着眼于2011-2019年资源型地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数字经济、环境规制纳入一个框架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提供进一步的剖析过程,帮助资源型地级城市早日转型,使资源型地级市得以进一步良性发展。首先确定关键变量的相关概念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有关理论,查阅前人进行的有关研究,建立出研究主题相关的研究思路的同时,找寻本文研究存在的研究空间。环境规制是指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对污染公共环境的各种行为进行的规制,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在传统索洛剩余基础上考虑绿色发展所得出的指标。本文使用熵值TOPSIS法对资源型地级市研究期间环境规制水平进行评价,发现资源型地级市环境规制水平具有明显异质性特征,受城市类型影响明显且在时间发展上表现出先整体提升后少许回落的特征。进而本文使用SBM-GML模型方法对2011-2019年资源型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结果发现资源型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异质性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受城市类型影响较小,并且波动较大并未形成明显的规律。在实证过程中,利用系统GMM模型对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对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发现资源型地级市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倒“U”型曲线特征,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经历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并存在拐点。同时,资源型地级市数字经济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存在了调节效应,经由数字经济的调节将放缓倒“U”型曲线,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一定的正向影响的基础上使其曲线拐点后移,且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其调节效应也就越明显。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均有着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对环境规制后期起到的负面效应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的调节效应较弱。利用分位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证实了实证结果有一定的可靠性。根据以上研究与结论,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重视资源型地级市技术效率的影响,进一步保优势、补短板,保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为稳定;应依照不同资源型地级市情况进行调整,帮助环境规制水平更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利用发展新动能帮助协调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关注不同地区资源型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对西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继续挖掘数字经济将产生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