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行为自2000年前已经出现,后由于双方的战乱以及中亚国家势力的崛起而受到阻隔并日渐衰颓。双方的交往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开始恢复,并在17至18世纪达到高峰。19世纪由于中国的羸弱,西方对中国艺术持否定的态度,中国艺术在西方几乎不受重视。20世纪初开始,西方对中国艺术再一次予以重视,并将其纳入到艺术史学科之中。在此之后虽然受到二战或两极格局的影响,但双方的交流并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与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次大幅复兴。作为终端的艺术接受是艺术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艺术接受的方式以及最终的接受效果不仅可以检验艺术传播的质量,也可以体现在传播过程中作为终端部分的主体对待外来异质文化的态度,以及探索这种异质文化如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并最终形成接受行为的机制。研究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不仅能够拓展、扩充跨文化的艺术接受理论,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针对西方的接受行为、接受习惯以及接受品位制定符合西方需求的、行之有效的艺术对外传播策略,促进双方文化艺术的深层交流。文章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出发,以艺术品与艺术现象为关注的对象,主要运用艺术理论、结合社会学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来研究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文章以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为研究内容,以中国艺术为媒介与中心,以中国艺术在西方的接受的历史与案例为素材支持,构建西方对中国艺术接受机制。文章认为,在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主要由西方受众、社会语境、传播媒介、中国艺术四个大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合作互动,共同完成了西方对中国艺术三方面接受机制: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品的接受、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意义的接受以及中国艺术深度融入西方文化艺术的进程与范式。文章以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元素与机制类型为宏观章节划分逻辑,第一章通过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史引出接受机制的要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主要讨论作为接受机制要素的社会语境、西方受众、接受媒介的类型及其对接受机制过程的影响;文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分别讨论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品的接受机制、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意义的接受机制以及中国艺术融入西方文化艺术之中的类型与机制。其中最后一章既是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的类型之一,也是接受的结果。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是在宏观视角下考察的结论,因接受史时间悠长、接受国家广泛、接受内容多样、接受事件的细节格局等特征,故针对以上多样化的现象,该模型还有可改善与修正的空间,而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机制研究也仍然具有巨大的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