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人文学科,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研究洋洋大观,史学领域亦不乏前贤涉足。本文意图在既存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曹娥故事与张霸治迹两个叙事文本,作为书面文化的研究对象,探索其生成、变化的过程、逻辑,分析书面文化生成之前相关内容的口语形态,呈现案例中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互动关系。汉唐之间的曹娥故事文本,情节变化大致发生于口头传承中。其中最重要的转折为《曹娥碑》的刊立。《曹娥碑》是东汉地方官意图利用碑刻,为曹娥故事提供权威的官方版本,以淡化会稽地方的巫术色彩、地方文化传统,继续转变会稽地方的社会文化、社会组织方式,体现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张霸的治迹名副其实,他的辞官代表了部分受过儒学教育的地方官,面对现实政治运作方式的心态、抉择。东汉文书行政,依赖文字。少数人掌握文字,使得文书行政与口语世界出现了隔阂,“举谣言”制度也未能将二者连接,东汉地方官隐匿成风,朝廷监察与民众臧否互动艰难。通过两个案例,可以发现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以各自的特点影响、塑造了东汉的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环境,以及其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