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土地是经济增长必须依赖的基本生产要素，经济增长也随之成为城市土地扩张的根本动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的城市土地也在快速扩张。《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显示1981-2012年间，我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从7438 Km2增长至45565.8Km2，30年内翻了两番多。城市土地扩张在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耕地快速流失、社会冲突加剧以及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等一系列严重的负外部性问题。　　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城市土地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的脱钩成为必然要求。描述统计结果也显示，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演进，特别是在步入工业化中期以后，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扩张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细微的转折。这主要表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1)虽然城市土地扩张规模总体上还在上升，但却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明显的“W”形波动，且有趋于稳定的迹象;(2)城市土地的扩张速度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W”形波动中逐渐下降。可见，上世纪90年代末起，我国城市土地的扩张势头开始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趋缓，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背离的趋势。这一转折的出现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来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科学测度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扩张的脱钩关系、探明其中的影响因素，并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城市土地扩张管控策略，引导二者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们臻待研究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首先，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资源环境领域脱钩分析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梳理，结果显示:(1)资源环境脱钩概念的模糊性导致脱钩判定标准的不统一，现有脱钩判定标准可分为“速度标准”和“数量标准”两类，前者指资源环境消耗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后者指资源环境消耗数量（或水平）随经济增长趋稳或下降。与判定标准相对应，脱钩的测度方法也分为基于“速度标准”和基于“数量标准”两种。(2)资源环境领域脱钩的一般机理可归纳为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和资源环境利用的管控两方面，前者主要指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环境投入数量到依靠其使用效率，可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后者主要指资源环境消耗被其它的环境要素替代，用于替代的要素分为资金、劳动力，以及游离于管控外的资源环境两类。另外，这两大机理间有多种作用组合方式，其效果也有所差异。(3)资源环境领域脱钩并非一种自然规律，而是一种普适性较差，且不确定性较强的自然现象，为此在开展分析时应先对这一现象进行测度，再探究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以便在实践中更好地把控这一现象，促进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　　其次，从破解“环境高山”入手提出了脱钩测度的管控意义，并据此重新审视了脱钩的两类判定标准，结果显示:(1)资源环境领域的脱钩测度不仅仅是为了回答“脱钩与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双赢区间”是否已经到来，是否该变资源环境利用的“适度管控”为“严格管控”。(2)脱钩判定的“速度标准”可能会提前误判“双赢区间”的到来，而“数量标准”可以更准确的反映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从“两难”向“双赢”的转化，因此采用脱钧判定的“数量标准”应该是更合理的选择，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此基础上，选择库兹涅兹曲线模型这一基于“数量标准”的脱钩测度方法，对1999-2012年全国层面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扩张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1)在全国层面，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扩张之间仅存在脱钩的趋势，还未发生实质性的脱钩，若城市经济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增长，大约在2017年才会达到脱钩的临界点。(2)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扩张之间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脱钩，且在2010年就越过了脱钧的临界点。(3)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扩张之间仅有脱钩的趋势，还未发生实质性的脱钩，若城市经济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增长，大约会在2024年迎来脱钩的临界点，比东部地区晚了约14年。(4)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扩张之间既未发生脱钩，也无脱钩的趋势，二者之间仍然呈现单调递增的趋势。因此，在西部地区，城市土地短期内还会随经济增长保持快速扩张的态势。　　再次，以资源环境领域脱钩的一般机理为指导，从经济增长优化和城市土地扩张管控两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二者脱钩的条件，从而构建了脱钩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根据1999-2012年全国及东、中部的数据分析了二者脱钩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在全国层面，行政管控力度的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占比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为脱钩做出了主要贡献;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逐和依赖是脱钩的主要障碍，因此其脱钩主要得益于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和城市土地扩张管控的合力，但以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为主。(2)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为脱钩做出了主要贡献;土地市场的失灵是脱钩的主要障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逐次之。由于行政管控力度对脱钩无显著影响，因此其脱钩主要得益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具体表现为技术效应Ⅰ和结构效应，未来应在调控房地产市场、防范土地财政问题的同时，强化对城市土地扩张的管控，并将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作为主要挖潜点，同时将纯技术进步作为管控的长期战略方针。(3)在中部地区，城市土地扩张的行政管控为脱钩做出了主要贡献;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逐是脱钩的主要障碍，土地市场的失灵次之。由于行政管控力度在贡献中占绝对优势，因此其脱钩主要得益于城市土地扩张的管控，表现为资金、劳动力等非土地要素对城市土地投入的替代，其可持续性较差，未来应在防范土地财政问题和纠正土地市场失灵的同时，将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作为主要挖潜点，同时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并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及回流，进一步强化劳动力质量提高对其数量增长的替代。(4)由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扩张之间并未脱钩，也无脱钩趋势，因此直观推断其脱钩机理尚未出现，或虽已出现但西部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支撑其发挥作用。　　最后，依据脱钩测度和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脱钩关系的城市土地扩张区域差别化管控策略:(1)东部地区的管控应“以压为主”，具体措施包括严控增量用地、挖潜存量用地，同时加强土地监察工作;优化产业结构，重点提高第三产业占比;提高技术转化吸收能力，缩小技术研发与经济需求间的结构错位;试点并推行物业税。随着管控的进行，预期效果为“提高城市土地扩张曲线在双赢区间的曲度”，即加快城市土地扩张随经济增长的减少速度。(2)中部地区的管控应“保压结合”，具体措施包括适度增加增量用地，同时强化对增量用地使用的监管;优化产业结构，着重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强化在职培训，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及回流;加强招拍挂及土地出让收益使用的规范性。随着管控的进行，其预期效果为“降低城市土地扩张曲线的峰值及曲度，并将脱钧的拐点向原点偏移”，即在降低城市用地代价的同时，尽快的迎来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扩张的脱钧。(3)西部地区的管控应“以保为主”，具体措施包括适当地向西部地区倾斜部分新增指标;积极承接来自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弥补财政缺口，缓解卖地冲动等，其预期效果为城市土地扩张轨迹沿着脱钩曲线不断行进，尽快进入脱钩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