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既是政治鼎盛的太平盛世，又有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成就，这就为当时的文人提供了一个将文学和政治进行融合的有利社会条件，因而伴随着唐代政治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产生了一大批既有崇高社会责任感和理想意识，也有实际参政能力和行政才干的“文儒”型士人群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本质上带有明显的文人历史传统，具有很强的以文章创作取得进身资格的特点。如此德才兼备的士人群体走入政坛，不仅促使唐代的政治发展进一步趋于完善，更使得国家日益重视选拔文人，文人在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而在推动具有审美性特色的文章创作日趋繁荣的同时，文学和政治在这些文人身上也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和谐，为广大中下层文人士子树立了榜样，强化了他们作为文人的自觉意识，更加努力地创作文章，进而对文学的发展大有裨益，因此从这个角度对唐代文人进行透视和分析可以深刻理解唐代文化兴盛的人才基础和深层动力，而且“文儒”作为当时在文学和政治领域都取得突出成就的文人，通过对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创作特色的研究，也可以使我们对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协调在唐代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此前葛晓音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盛唐“文儒”的形成与复古思潮的滥觞》首次针对唐代“文儒”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但此文仅局限于盛唐一段，而对此问题的源流所论较少，因此本文受此启发，在葛先生的文章基础上追源溯流，对“文儒”在初唐时代的发展和形态进行探讨，进而勾连起“文儒”从初唐到盛唐的发展线索，同时以此为视角，具体分析王通和王勃为代表的河东王氏家族文学文化中的“文儒”特征，从而将初唐时代的文化背景与“文儒”的文章创作个案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当然撰写本文还需借助我国古代的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制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以及中国古代的士人传统和生活形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侧面，多角度、全方位地透视“文儒”在思想、政治、科举和文学创作中的种种表现，以期把初唐“文儒”置于纵向的历史传统发展和横向的不同士人形态比较中，更为全面地分析其延续士人传统的共性和作为特殊文人群体的个性。这也要求我们必须把“文儒”还原到当时真实的历史情景中，用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观念解释他们的行为和认识，避免以今解古式的隔靴搔痒，尽可能探索隐含其中的文人传统发展的历史规律。本文导言对“文儒”概念进行了分析，结合唐前文人发展史，寻绎出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文人所具有的特点，并重点说明了东汉思想家王充首次提出了“文儒”这一特殊的文人形态，这不仅是对前代文人历史传统经验的继承和总结，更对唐代“文儒”的形成产生了显著的理论先导作用。第一章论述了初唐时期知识分子对“文儒”的理论探讨，这主要体现于当时的史官群体认识中。作为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的学者型文人，初唐史官在编撰史书时经常运用“文儒”称谓历史上的一些受到帝王重视的文人，其中隐藏了史官对“文儒”的特殊认识。因此在结合了前代文人发展的历史基础上，本章指出了初唐史官所理解的“文儒”概念中包含的人格新趋向以及变革梁陈绮靡柔弱文风的意义。这正说明了处于南北文化交流重要时期的初唐，这时的文人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以“文儒”这一全新的文人形态预示了未来时代的文化走向，这构成了初唐时期“文儒”产生的理论背景。第二章以“文儒”为视角，分析了初唐时期河东王氏家族中最重要的两个文士王通和王勃文化和文学思想中的“文儒”特征。王通作为隋末大儒，就时代影响来说可归入初唐时期，他的《中说》一书中的文化思想蕴含了深刻的“文儒”特色，而且“文”和“儒”的关系在王通那里是不平衡的，体现了浓厚的以“儒”节“文”的复古保守性，这显然不代表当时文化和文学发展的趋势。而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虽然其文学观念受到了家族文化传统，尤其是祖父王通的重要影响，并接受了《文心雕龙》中“原道”、“征圣”、“宗经”等理论认识，但在文章创作中却体现了复古文化观所不能框范的鲜明的审美意识，其中包括不平之气的抒发，重视辞采的华美，强调音韵和谐等颇具审美意味的主张，因此王勃的文学思想以一种“文”、“儒”平衡的关系体现了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文儒”王勃的人格特点和文章创作。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王勃一方面积极入仕，另一方面则是仕途受阻，前者由于王勃的特殊的入仕观影响而在人格心态上表现为豪迈激越，后者则是源于理想失落而产生的沉郁悲慨的愁苦哀怨，这两方面统一于儒家思想赋予给王勃的理想人格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中。因此王勃始终坚持儒家知识分子特有的固守政治理想之道，形成了坚毅刚强的个性人格，发而为文，也就体现出气势壮大、情感丰沛的新特点，于其中也继承了六朝时期辞采华美的审美经验，因此形成了不同于梁陈绮靡文风的崭新风貌，预示了盛唐文学高潮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