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总是发生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的传统经济学分析正是西方区域科学和空间经济学前驱Walter Alsard所极力批评的。经济活动的集聚体现了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显著的经济现象之一,其衍生问题已经成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重点。新经济地理的增长理论更是将经济集聚和内生经济增长两个经济活动方面联结在一起,构建理论模型刻画经济区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因果关系。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制造业跨越发展的契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飞速发展支撑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然而我国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其一,由于被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我国陷入低端价值锁定,难以跃升至高端价值环节(刘维林,2012)。其二,制造业发展仍未摆脱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以规模扩张和价格竞争为主要特点,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动力不足。由于资源环境要素的约束、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原有粗放型制造业以量为主的扩张模式不可持续,而且与我国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要求格格不入。提高制造业生产率,避免制造业“空心化”(刘海云和聂飞,2015),实现制造业价值升级和结构优化,促进制造业合理布局,这些成为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和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路径。作为经济增长持续驱动力的技术创新不是孤立的存在,在产业集聚区内技术创新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溢出和扩散,产业集聚也促进共生技术集成创新和产学研协同创新,以集聚推进制造业获取竞争优势、以集聚促进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变、以制造业集聚推进经济持续增长已经成为解决环境约束下制造业和宏观经济面临问题的可选路径。为此,本文着力从制造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制造业集聚的生产率增进效应两个方面验证制造业集聚经济效应,并试图构建一个研究集聚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论文的第1章和第2章的主要工作是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以经典区位理论、外部性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产业集聚溯源、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集聚的生产率增进效应等角度梳理以往研究成果,为论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文献支撑。论文的第3章运用产业平均集中率测算与分析我国八大经济区和全国30省、市、区的制造业集聚现状,揭示了我国制造业集聚的新趋势,采用局部和全局Moran指数证实了我国制造业集聚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采用矩阵指数空间模型(MESS)识别了我国区域制造业集聚的决定因素,揭示了地区技术差距、马歇尔外部性和对外依存度对区域制造业集聚存在的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论文的第4章从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异质性三个角度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新经济地理的循环互动机制为基础,采用中国省级区域数据构建了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静态和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静态视角下制造业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突出的互为因果、相互强化的互动机制,而在动态视角下二者之间不存在循环互动机制。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基础,基于生产函数方法构建制造业空间集聚与人均GDP、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计量方程,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空间集聚对人均GDP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长期空间溢出效应高于直接影响效应。制造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其空间溢出效应仅存在于短期。运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集聚的专业化、多样化和竞争三种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证实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由负向作用平滑的转化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由显著的负向作用转换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省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共存。为真实反映生产率增进,论文的第5章首先运用考虑非合意产出的GML指数测算了我国省级区域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运用全局和局部Moran指数识别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关联特征,并运用核密度估计分析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时间演化趋势。以Ciccone和Hall就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方程为基础构造了制造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互动关系的静态与动态面板联立方程。静态面板联立方程结果证实,制造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间存在互为因果、互相强化机制,动态面板联立方程结果显示,考虑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作用后,制造业集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业密度增加仍然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具有正向作用,劳动生产率提高仍然有利于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构建了空间面板模型和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展开制造业空间集聚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空间面板模型还是空间动态面板模型都证实了制造业空间集聚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显著正向作用。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梯度转移有利于整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文章运用PSTR模型研究制造业集聚的专业化外、多样化外部性和竞争外部性对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异质性作用,加入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中等水平人均资本存量情况下集聚的专业化外部性对环境全要素生产增进具有突出的正向作用,而在较低或较高人均资本存量情况下集聚的竞争外部性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强。论文的第6章基于省际制造业集聚、人均GDP、经济增长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等相关数据源主要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展开制造业集聚经济绩效的威廉姆森假说检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空间集聚对人均GDP的作用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当地区处于较低和中等经济发展阶段,制造业空间集聚对人均GDP的正向作用显著,当地区处于较高经济发展阶段,受集聚拥挤效应的影响制造业空间集聚对人均GDP的正向作用不再显著,随着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制造业空间集聚对人均GDP的正向作用下降。类似地,制造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存在门限特征,当地区处于较低经济发展阶段,制造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显著,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临界值后,制造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作用方向逆转。制造业集聚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无关,集聚与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受集聚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对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言制造业集聚存在着一个最优区间。最后,在论文第7章归纳、概括和总结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并依据实证分析结论获得相关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