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945年，蒋介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在对日外交上采用了不同的外交策略，主要表现为：一、1926年－1930年，蒋介石在“矛盾中求和平”的外交策略。在这个时期，蒋介石以北伐为主要革命目标，进行“武力统一”中国，在这一目标原则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思想端倪初显，为此，他积极寻求与日亲善外交。在对中国时政影响最大的日本“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的交涉中，蒋介石期望通过“亲日外交”，在矛盾中寻求和平，向日本寻求外援，也为其“北伐大业”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同时，在交涉中，蒋介石把握了一定的领土与主权的外交原则，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意识。在其外交服务于北伐的原则下，他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交涉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软弱妥协的态度，如对“济南惨案”的交涉就是一例。二、1931年－1935年，蒋介石在“妥协中求和平”的外交策略。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政权不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对此，蒋介石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下，在其弱国意识、惧怕心理的状态下，对日步步妥协退让，企望在妥协中寻求和平。于是，在其不抵抗的政策下，整个东北迅速沦陷。尽管当时为了因应对外交涉的迫切需要，专门成立了一个蒋介石领导下的临时性外交决策机构――特种外交委员会，但其外交原则仍然体现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对日外交的交涉中，并没能摆脱妥协让步的窘境，结果通过步步退让，与日本相继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使中国的华北权益受到威胁。在诉诸国联的交涉中，也仅得到了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三、1935年－1938年，蒋介石在“抵抗中求和平”的外交策略。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华北的迅速扩张，以及蒋介石“安<WP=54>内”的初见成效，尤其是第五次“围剿”得手后，蒋介石开始调整政策，突出了“攘外”的内容。此时，中国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日本又成为中国民族矛盾中的主要矛头，因此，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下，在中共联手抗日政策的感召下，逐渐放弃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和原则，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抵抗中求和平，在交涉中苦撑待变，企望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迁，运用“以空间换时间”、“以小胜积大胜”的战略，开始实施其抗战救国的理论和实践，积极准备抗战。四、1938年－1945年，蒋介石运用了“抗战外交与和平谈判”的外交策略。随着“一期抗战”的结束，中日两国相继调整了各自的政策，日本开始实施以政治进攻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对华政策，中国则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各种政治势力在抗战救国的旗帜下联合抗战的局面。蒋介石以中国最高权力者的身份实现了独裁统治，也成为对日外交的指挥者，开始实行对日的抗战外交。在军事上，改变了“一期”抗战时期的防御持久战略，开始转守为攻，攻击前进；在外交上，实行了外交与军事并用的原则，采用了灵活的外交战术，积极寻求抗战外援，充实国力；在国际上，中国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打破了100年以来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抗战的结束，蒋介石的对日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胜利。总之，蒋介石作为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作为国民党的核心人物，自1926年北伐开始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其言行思想影响着中日关系的走向，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采用了不同的对日外交策略，而其每一个时期的对日外交策略都有它产生的主客观因素，从中也反映出了蒋介石不同时期的对日态度及其策略思想、政治倾向。